爱华网1978年是改变命运的开端，于国家如此，个人更是如此。在光明的中国，年轻人的前途也光明起来。头年8月4日，复出一个月的邓小平，在北京饭店组织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拍板，决定恢复高考。由于邓小平的果断，10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高考是弃旧图新的标志，也是结束“十年浩劫”后，中国老百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第一件事。据说，补习老师家坐满了学生，有些在农村插队的青年向生产队请了几个月假复习。所有的辅导都是免费的，很多培训都是自发的。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几个月时间内，1160多万考生带着积聚了十年的饥渴和梦想，从四面八方涌向久违的考场，世界上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让人惊讶的是，“文革”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竟使国家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不难想象，决策者当年做出这一抉择之艰难、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义之深远。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www.aihuau.com|1第一届高考过后，无数个体的生命轨迹被彻底地扭转，命运发生了裂变，只可惜其中没有俞敏洪。这位日后中国英语培训教父级的人物，由于知识基础薄弱，第一次高考失败得很惨，英语仅仅33分。高考失利后，他回到家喂猪种地。 俞敏洪的求学之路，充满了曲折和不可知的变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资源紧缺，一家只允许一个孩子读到高中。由于姐姐初中成绩出色，老师在俞敏洪姐弟都到了考学的年龄时选中了姐姐去读高中。所以，读完了初中的俞敏洪，依照规定，回到生产队里种田，开拖拉机。1978年，俞敏洪的母亲打听到村里有一家的女孩不读书后，费尽周折找到校长，请求他允许俞敏洪顶替女孩的名额。在母亲的努力下，如此峰回路转，俞敏洪回到了教室。然后有了第一次高考的名落孙山。第二次高考，满怀希望的俞敏洪等来的又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英语分数虽然提高到52.5，但79年的分数线水涨船高，录取线是60分。能登上金字塔的生物，只有两种——鹰和蜗牛。凭借鹰击长空的决心和蜗牛的毅力，俞敏洪参加了第三次高考。他回忆说：“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自己给毁了。他认为我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做好。但我是个典型的直觉型思维的人，如果做完题一检查，可能就改错了。”分数出来以后，俞敏洪的英语95分，虽然排在了现任新东方常务副总裁周成98分的后面，但已然很高。而500分的总分，俞敏洪考了387分，超过北大380分的录取分数线。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为此，在离北京大学开学只有一周时，俞敏洪的母亲为庆祝儿子中榜，大宴乡亲，提前把结婚的酒席一起请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几天。村里还从城里调了一辆拉土的卡车，把他从江阴一直送到了常州。俞敏洪在常州上了火车，站了36个小时到北京。就这样，他进入了北京大学。 如果要进一步凸显恢复高考对一代人命运的意义，那么白卷英雄张铁生则是最好的反衬。1973年，在辽宁白塔公社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理化考试时，他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于是，张铁生在空白试卷的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诉说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告诉领导因为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没有选择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进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原因。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标题，刊登了张铁生试卷上的信。其中，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做了转载，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一夜之间勇交“白卷”的张铁生成了红得发紫的反潮流英雄。“四人帮”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从此张铁生频繁参加社会活动。同年，张铁生顺利进入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习。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他当选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亲自接。8月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判处15年徒刑，刑期从1976年算起。张铁生得到了历史公正的判决。但是，“四人帮”统治的那些年，不搞政治投机，而脚踏实地，想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青年们却始终报国无门，虚度十年青春。正因如此，77、78级的学生非常珍惜高考恢复后所获得的机会。所以，在80年代中旬和90年代初期，经商蔚然成风时，这批人仍舍不得扔掉铁饭碗下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