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入海》1979:富起来吧(1)



1979:富起来吧

彷徨无措与疑虑感在一片万象更新中渐渐消解,变化总是积极且显著:

梁庆德的格兰仕挂牌投产,产品是鸡毛掸子;

“反革命”尹明善当上英语教师;最终锒铛入狱的“上海首富”周正毅靠摆馄饨摊白手起家;

许荣茂涉足香港股市,有人估算其赚了五亿,不过几年后遭遇股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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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忠福开打广告,女主角是他的妻子;

中国第一个亿万富翁张果喜第二次来到上海;

15岁的王文京和16岁的施正荣考入大学;在甘肃,潘石屹也考上了兰州培黎学校,虽然只是中专。

1月1日,复出接近一年半时间的邓小平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其头像赫然印在杂志封面上,标题写着:《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序言里,撰稿人激情澎湃地写道:“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时代》周刊的评价,无疑是中国与美国两个超级大的国家之间在重新打量彼此后的媒体反应。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描述的“从1950年到1971年,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比派往中国的人还多,虽然后者离我们更近,人丁兴旺,旅途也更为安全”的状况,现在一去不复返。在傲慢的《时代》周刊看来,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标志着中国对世界的大门正式敞开。

无论如何,中美建交对于国外和国内来说,都非同凡响。即使1979年的中国经济依然一片凋敝,政治上在世界的影响力仍旧微不足道,可人们都感到一个新的纪元正在开启。包括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王维在内,很多中国人十年来第一次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正是在王维的主导下,作为党报的《解放日报》大年初一,睽隔13年后,在全国媒体中率先恢复刊登商品广告。

广告刊登在《解放日报》第二版和第三版下方的两条六分之一通栏,每条收费700元左右,不久调价为每条1280元。此后,一呼百应,各地广告客户接踵而至,“到后来做广告要排队了,盛况空前!而登了广告的厂商,几天里滞销商品就能卖到脱销。”当然,也有个别读者愤忿地给报社寄去了投诉信:“广告里画的有些是油头粉面、奇装异服、妖形怪状的女人,对广大群众到底有啥好处?”

这是1979年春天里的问号。但这样的疑问显然难以阻挡整个意识形态的冰雪消融,中国的商品大潮已经动地而来。

几乎在邓小平登上《时代》封面的同一时间,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了邓小平的办公桌上。香港地价昂贵,劳动力不足,国内劳动力便宜,资源丰富,港澳华侨和外籍华人都愿意在广东投资。

但是,外贸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不适应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需要,一报一批手续繁琐,效率极低。广州市引进香港会德丰棉纺织与染整后处理的全套设备项目,从78年8月洽谈,中央10月份批准同意,直到1979年3月才办完银行担保手续,前后将近8个月。有外商说:“第一次谈得高兴,第二次谈就扫兴,第三次就不想来了。”各地也反映说:“外面热,下面急,上面卡,中间团团转。”

 《奔腾入海》1979:富起来吧(1)
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向邓小平汇报: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

晚上,谷牧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邓小平。一见面邓小平就说:“谷牧,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当晚谷牧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习仲勋。第二天上午,习仲勋找到谷牧问:“叫‘特区’,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笑着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管。”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文件明确指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两地设置。次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现在来看,特区的建立是为了引进外资,增加外汇。然而,经济特区支撑起一方蓝天,让广东得中国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特区发展史,某种程度上就是珠三角民营经济发展的半部史;它的命运浮沉,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洪流的大浪淘沙。如今,从与外资、国资三分天下,到独占半壁江山,珠三角成为最稠密、经济最繁荣的城市群。民营经济在此唱出了时代的主旋律。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所有的变化,都是从一个偶然开始。许许多多的偶然可能汇成一股潮流,一种趋势。这种潮流甚至可能形成一种格局,左右着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小人物”陈兴昌和容志仁,顺应潮流,成为广州第一批个体户。

1979年,广州做服装生意的人并不多,而且大多数人对时局仍不放心,不敢放开手脚。陈兴昌却雷厉风行,在别人对形势忐忑不安时,运营童装生意。可邻居看他不顺眼,少有朋友愿意跟他来往,连儿子成年后都难找对象。“街边仔”代替了他的名字,得不到尊重,不被社会所接受。创业的艰难,让陈兴昌和妻子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直到生意上了正轨,才将睡眠时间增加到5个小时。他自学香港和国外的设计书,再进行创新,渐渐做出了风格,打出了名气,慢慢有人连夜排队抢购他的童服。

说起“街边创业第一代”,广东人首先会想到容志仁。3月从农村回到广州,4月他便申请领取个体营业执照,以100元本钱开饮食店做学生餐,“本想根据特长搞工艺美术,但西华路一带不是文化区。居民多,早餐店、小吃店少。”因为饮食店附近有4中、11中、82中学和3间小学,容志仁的店小,生意火。一时媒体争相报道,他本人成了羊城妇孺皆知的个体户。

容志仁(左)与妻子在经营中

1980年,任仲夷接见个体代表,会上很多人不敢说话,容志仁带头把自己生意难处反映给任书记听。任仲夷一拍桌子说:“这是个有独特经营思想的年轻人,我们的社会就需要这种人,报纸要报道。”《南方日报》立即用整版报道了他。随后,容志仁作为个体经济代表,进京接受胡耀邦的接见。胡耀邦握着他的手打趣:“你是足球名将容志行的兄弟吧?”

个体户,在当时听来明显暗含贬义,容志仁却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这份来自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礼遇,与普遍存在的民众观念形成强烈的反差。可正当事业飞黄腾达,容志仁停下生意,花五年时间游历了十几个国家。今天,容志仁买了几间铺子,专门用来出租,过着普通人的平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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