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命运加诸其身的枷锁开始显现松动的迹象时，有些人没有片刻犹豫。他们一把抓住了机会，虽然机会来得并非恰如其时。所以，上面春雷滚滚，下面春潮涌动，经济的活跃因素以核聚变的力量正在爆发。1980年，中国个体户元年。北京市有关部门提出发展商业服务业的办法。重庆，一批文化大革命前，曾经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商贩重新开业。上海和辽宁，城镇个体经济已各有了一万多户，6月底，光是沈阳、阜新和丹东就发了3300多张个体户执照。福州，一直都在或明或暗地经营的个体户，终于可以“按全市商业网点的总布局，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价格进行营业了。”只是他们还需遵守“五定”：定点、定价、定质量、定营业额和定业务范围，且经常被教育“要注意卫生，摆摊时不要影响交通。”新疆乌鲁木齐，一个由维吾尔、回、汉三个民族的女知识青年组成的青年工艺美术社，生意也越做越兴隆。一年来，日营业额由刚开始的三、四十元上升到两百元。偏远的滇南，从昆明到西双版纳，沿途都可以见到来云南做生意的外乡人。这些千里迢迢来云南做生意的人大多来自四川、江苏和浙江等省。他们中做什么小生意的都有，缝鞋的、卖眼镜的，甚至还有镶牙的，让当地人感到好奇。浙江商人和浙江制造的产品开始对全国甚至国际市场产生影响，虽然影响要若干年以后才会彰显出来。不过，温州乐清的百万电器营销大军已悄然地走向了全国。 综览温州发展简史，皆由本能的自发自生启端，进化到自觉自然的境界。此时的温州，早有人试探着“偷偷摸摸”地做起了小生意，章华妹是其中之一。章华妹的店铺最早开张于1979年11月，一张放在自家门口的小桌子，几毛钱的日用品，摆点纽扣、纪念章、手表表带，如此简单。后来，她自己加工小商品，然后再拿出来卖，收入还比较可观。当时，温州鼓楼工商所刚刚成立，所里的人找到章华妹，说现在对做生意放开了，可以去领一个营业执照过来。“自己门口卖东西还要什么执照？”章华妹回家跟父亲商量。经验老道的父亲，告诉她：“这个执照对我们以后的生意会很有用”，马上让去申请领一张。章华妹拿了申请表格，送到了鼓楼工商所。1980年12月11日，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红印章盖在一份特殊的营业执照上——工商证字第10101号。执照上清楚地写着：姓名：章华妹；地址：解放北路83号；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拿到执照后，实在的章华妹将开业日期改为1979年11月30日。
这张用毛笔填写的营业执照尘封多年以后，竟然成了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而某种程度上，这张纸片宣告着一个时代的开始：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有了解冻的迹象，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民营经济释放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力量。在今后岁月的磨砺中，一些出身“寒微”的民营企业先行者与后入者，虽如草根一样，土生土长，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一有土壤就发芽，一见阳光就灿烂，经历着喜怒哀乐后的锤炼，享受着悲欢离合中的欢欣。|www.aihuau.com|1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人们一样看到了民营经济的萌芽。10月，北京，已经是五个孩子母亲的刘桂仙，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了20多年来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这个只有三张桌子的饭馆花了刘桂仙1100元人民币，包括前半辈子500元的积蓄，银行贷款500元和丈夫借来的100元。十几岁就离开河北老家到京谋生的刘桂仙夫妇都做得一手好菜。刘桂仙曾在一位中央首长家做过17年的厨子，丈夫郭培基“文革”前也在中南海和北京饭店干过。偶然的机会，刘桂仙听到广播里的消息，南方有俩人开了夫妻店，这让她很心动。她向曾经工作过的首长请示想开饭馆。首长表示支持后，指点她去东城区工商局办执照。一开始，工商局人告诉刘桂仙：“没有营业执照不能开店，要营业执照又没政策，也没接到指示。”可刘桂仙天天去工商局，最后感动了副局长靳云平，同意选择刘桂仙家的饭馆作为试点。 刘桂仙开店的消息传开了北京。闻听此事，一个记者冒充炊事员找到郭培基套近乎。郭培基以为是同行也就没了顾虑，说出“开店碰到没粮没油没政策”的苦衷。记者写的新闻被广播出来，以为会受到批评的刘桂仙竟然收到有人特意送来的粮本。原来，新闻广播后，工商局的干部说服了东城区粮食局，给刘桂仙拿到了批条。区长为了鼓励这个“第一家”的积极性，甚至端着盆帮他们找豆腐。而为解决城里的配给供应难题，刘桂仙每天一早带着两个大口袋，坐火车去保定和高碑店集市，用买回来的各种原料做出国营饭店都没有的菜肴。 饭馆定在“十一”开张，前一天刘桂仙夫妇打算试开业，先做给街坊尝尝。9月30日中午刘桂仙开火时，《北京晚报》的一个记者意识到这是要开张了，赶快找到一家电话亭，口述新闻稿给报社。这天晚报上登出一篇两百来字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开张》。 见报的这条消息立刻引来了不少好奇的群众。当晚，许多人慕名来到饭店。这天晚上，刘桂仙忙得满头大汗，工商局的人都赶来帮忙。听闻消息立刻赶到现场的合众社记者说，三天之内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开了个体饭店。不知道是否与美国记者的报道有关，1个月后，美国使馆突然提出按每个人10块钱的标准包桌。那时候一个炒豆腐1毛2，一个沙锅白菜1毛9，1块钱能吃得很好，10块钱一个人的标准是很高的了。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悦宾饭馆饭店开业后，“个体第一家”的名号引来众多食客，也遭到许多敌视和风言风语，“有人给我定性成了反革命”。刘桂仙担心会被批斗，所以再累，都不敢雇工。因为没有得到批准就让刘桂仙开业，工商局的靳云平遭到一位上级的批评，“我承认我是有错误，但决定让她开饭店是没有错的”。公安局也私下调查刘桂仙夫妇。不堪种种压力，刘桂仙关掉了饭店。饭店关掉没几天就是春节，市政府领导亲自到刘桂仙家，劝说她重新开业，说“过年时有国家领导人要来”。最后，领导们看着刘桂仙拢上火准备开张才离开。1981年春节，姚依林、陈幕华到刘桂仙家拜年，告诉她不用害怕，有国家支持。而姚依林看了餐馆的菜单后，建议刘桂仙别光做热菜，弄一些可以下酒的凉菜，既可以满足顾客不同需求，又可以多赚钱。两位领导人走后，刘桂仙放了半小时的鞭炮。半年后，夫妇俩用赚到的钱在距悦宾饭店200米的地方买了房，开了“悦仙”饭店。20多年后，刘桂仙坐上了“奥迪”，创建了洪喜木业公司，成了北京紫檀木古玩的最大收购者，还在京郊盖了座仿古的四合院，并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个体户代表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