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整个80年，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原始股”的个体户元年，因为民营经济的参与者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社会声誉不佳的代名词，所以它在时间的序列里很长时间内也是一个灰色的年份。这里面除了民营经济参与者经营与管理的不规范甚至闯红灯之外，整个社会陈旧的保守观念也是他们名声的来源之一。但一扇扇小天窗，在放进苍蝇的同时，更带进了清新的空气。1980年可以说是陈春先人生的分界点。之前，他是位成功的科学家，无尽辉煌；之后，他由科学家向创业者的身份转换，而“屡战屡败”的创业经历让他心力憔悴，不断重塑着自我的痛苦。陈春先，1934年出生于成都—个书香世家，父亲陈之长乃清华大学早期留美学者，曾为中华畜牧兽医学会秘书长，属畜牧兽医领域权威专家。他自幼才智过人，18岁入党，19岁因成绩优异被四川大学保送至前苏联乌拉尔大学及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深造。还是普通学员时，即以科研突出而名声鹊起。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接见留苏中国学生，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时，陈春先坐在第三排。1970年代，陈春先在中科院物理所研制“受控核聚变托克马克”装置|www.aihuau.com|1
归国后，陈春先在中科院物理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后来在合肥建设成功中科院核聚变基地，该基地直到目前在规模和水平上仍为国内之冠。1978年，陈春先和陈景润、何祚庥、郝柏林被中科院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同时他也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而1978到1980的三次硅谷之旅彻底地改变了陈春先的生命轨迹。80年代，中科院物理所在中关村已经从40年前70户住家、276口人、周边坟地占了土地30%多的自然小村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也是世界少有的智力密集区。这里每年推出的科研成果数以千计，令人遗憾的是，却往往束之高阁。此时的美国，一大群科学家在波士顿“128号公路”两旁创办了几百家高技术工厂；一大群知识分子在硅谷开垦了“新技术扩散区”。“中关村的人才密度和素质并不亚于美国的一些地方，只是潜力没有挖出来。”这是陈春先访美归来的感受。在回国后的两个月，陈春先狂热地四处向上级呼吁，“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终于，北京市科协认可了他的想法，借给他200元钱，并开证明准许他在银行开一个账户。1980年，北京的这个冬天特别寒冷，仅12月就下了六场大雪。有报道说，这年冬天的下雪量是近二十年来最大的一次。23日，中关村某仓库一角发生着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陈春先办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陈春先提出，“服务部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投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这些思路后来成为建设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以及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核心思想。 与一帆风顺的科研经历不同，陈春先的创业一开始就显得非常坎坷。在布满蜘蛛网、落满灰尘的库房角落里，陈春先低调的做事，却依然引起中科院内外的震动，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定认他不务正业。然而只要有生意上门，他还是会乐此不疲地去谈判。于是，在创业的第一年，服务部有了两万多元的收入。陈春先给服务部同事每人每月发了15元的津贴。陈春先他们确实在获取体制外的收入，虽然这笔钱在凌志军《中国的新革命》笔下“少得像是在开玩笑”。即便是这样，一个思想僵硬、体制束缚且物质匮乏的年代里，陈春先之举很难不招致恶毒的非议和状告。告状的人忿忿地说，“陈春先居然给自己长了两级工资。”在毫不留情的指责中，陈春先被扣上了“扰乱了科研秩序”，“歪门邪道、腐蚀干部”的帽子，甚至遭到上级部门的审查。但倔强的陈春先则坚持自己没错，不做检讨，最后竟然闹到查账封门的地步。1983年，事情才出现转机。新华社记者一份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内参，引起胡耀邦、胡启立、方毅三位中央领导的重视。三位领导先后就此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完全对头，应予鼓励”、“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可请科技小组研究方针政策”。《经济日报》、《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随后对陈春先连续报道，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由此，“气候”逐渐回暖，海淀区放宽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1983年，陈春先成立了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1984年，四通、信通、科海以及联想公司相继诞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规模。陈春先新技术研究所高峰时拥有资金两百多万美元，数百员工，分公司遍布深圳、天津、北京、成都、昆明，甚至在香港还有办事机构。不过，出色的科学家不等同于出色的企业家。46岁前，从未脱离过知识分子圈子的陈春先，几乎具备所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自尊、坚韧、重义轻利。可当角色转换为陈春先并不熟悉的创业者后，优秀科学家的品性有时恰恰成为了负累。用他身边工作人员的话说：“很长时间内，陈春先都是以科学家的思维在办企业。”创业以来，陈春先经常为大量的债务发愁，不时承担经济和法律的压力，因为企业间的纠纷先后两次遭人绑架。与此同时，带病坚持工作的陈春先糖尿病日益严重，多次晕倒在公司开会的现场。他的公司帮过一家美国公司做数据录入，为此聘用了100多个大学生，1000个字符挣0.4元，如果顺利，一年能有30万美元的收入，但这个业务半途流产。他搞过排版系统，且先于方正推出；搞文字处理系统，也比WPS要早；1990年代做了能录音的BP机，但所有产品投向市场，一遇竞争仓猝而败，少有例外。磕磕碰碰地坚持到1996年，精神上不堪重负的陈春先终于退出一线，公司也随之烟消云散。 那时候有教养与志气的人还是钟情与当科学家。而不考虑历史的因素，陈春先在选择创业的时候，已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与希望抛弃。回过头来设想，假如他没有作出创业的选择，他会怎么样？陈春先没有给出答案。但事实是，他原来在中科院一起工作过的人中，有七八个成了院士。他所在的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小组，整整出了五名院士，创业前他就是组长。2004年，陈春先因病辞世，享年70岁，百余名民营科技企业家为他送行。去世之前，这位立志“把光明留给后人”的科学家，捐献了自己的角膜。启蒙者的梦想，总是由被启蒙者来完成。对大多数只是活着的人来说，失败未必不是一种荣耀。而从宏观的视野来审视，就人的志向而言，生意上的失败并不掩盖思想的光芒，陈春先应该算是个成功者。英雄往往只有两个结局：扶植者的假赏识与真遗弃，普通人的假崇拜与真妒忌，但却不能就此否定信仰与追求。所以，在中国如火如荼的经济改革中，陈春先只是沧海一粟。几十年后，或许他将淡出人们的记忆。尽管如此，在中国整个经济改革的宏大叙事中，充当了领跑者角色的陈春先，无法被略去。他值得被历史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