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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的人民在经济的前行中磕磕碰碰地寻找着被指引的方向，上层的领导也在政策的前思后想中寻找着指引的方向。只是很多时候，他们之间的思考与践行没有在当时形成合力。中国的历史往往是，理论的指导在后来释放出的能量比当时更为巨大。回过头来，1980年的一些事对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怎样大的影响。4月2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时，指出：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之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感到买房合算。不同地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这或许是国家领导人最早有关住房改革的建议。而二十多年后房地产不但没有赔钱，且还成为中国最赚钱、最暴利的一个行业。5月5日，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首位论”的争论在邓小平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中盖棺定论。邓小平说：“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在此之前，鼓吹生产力还是犯忌的。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经济学家熊映梧在内部刊物《经济学动态》刊发文章，提出一个经过30年思考得出的结论：理论经济学研究中当把研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放在首位。接着他相继在《学习与探索》和《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强调研究生产力的必要性。然而，真正引起震动的却是1980年，熊映梧的《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一文。文章说，“忽视生产力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致命弱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丢掉了生产力这个根本的东西，光在生产关系上面做文章，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走进了‘死胡同’。”在“生产关系不断革命”还没彻底退热的年代，熊映梧的观点，无异是向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公开宣战，立即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支持者认为“首位论”是一大突破，反映了时代的趋势；反对者斥之为“违背了马克思列宁的教训”。1980年也是海南的机遇之年。6月底，中央召开了一个“海南岛问题座谈会”，明确了开发建设海南岛的新方针：“主要靠发挥政策的威力，放宽政策，把经济搞活。”虽然面对如此好的机遇，海南与之擦肩而过——1980年至1982年，海南全岛实际利用外资不足200万美元。但是，这对中央确立以开放促开发的建设海南岛的新思路，直至建立经济特区，做了铺垫，引发了1988-1992年全国上下闯海南的热潮。包括冯仑、易小迪、潘石屹在内的民营房地产商都在海南干出了名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