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德鲁克把熊彼特建立的发展模型落实到管理实践的层面。他力主有创新精神的人该“不断搜寻变化，回应变化，把变化当作潜在的机会”，并且断言，“未曾遇见的情况往往是启动革新的良机。”因此，对于南存辉等人，我们更愿意把他们看作贫困的抗争者。他们脚踏贫困线，面对政策的感召，为脱下贫困的帽子而勇于创业。然而，改革可以包罗万象，也同样对各类阶层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还有不少人，衣食无忧、生活安逸，甚至手中小有权力，却因为触摸到“潜在的机会”，与南村辉们一样，涌入了改革的大潮。北京中关村，那里激荡着浮华悲凉的历史、偶然与必然交织的故事，上演着波澜壮阔的经济革命。寂寥的勇士、无畏的先驱，或明目张胆，或掩人耳目，进行着有声的呐喊、无声的前行。他们以不可抗拒的民间力量呼唤经济新世界的到来，创造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经济新秩序。如有“神明”的1984年，在华贻芳的眼中，其实是因为“大气候好，中气候好，小气候好。”大气候是国家政策支持，中气候是地方积极配合，小气候是个人有强烈的争口气的愿望。说到中气候，华贻芳举了例子：北京海淀区非常支持知识分子下海创业，有一批以时任区委书记贾春旺为代表的“开明管家”，如果有人因辞职被开除党籍，“开明管家”们说，到我们海淀来，到我们中关村来，好好表现，我们给你重新入党的机会。小气候，如陈春先，他给无数白手起家的具有高科技色彩的民营企业上了一堂最生动的启蒙课。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中关村的传奇从1984年开始：5月16日，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万润南等人，创办“四通公司”。四通公司，不仅成为中关村早期的四大公司之一，也是1980年至1992年，中国最大的民营科技公司。8月25日，清华大学副教授倪振伟，在中关村开办“海华新技术开发中心”。海华是中关村地区和北京地区首家大学创办的民营高科技公司。|www.aihuau.com|19月，北京海通传热技术公司成立。这是传热技术专家蒋大年在海淀区科委支持下创办的企业。10月，中科院物理所与中关村街道联社联合建立“北方电脑公司”。
10月25日，科技人员彭伟民、王小兰，创办“时代新技术公司”。11月1日，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柳传志开创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后来改名为联想公司，现发展成为全球三大计算机公司之一。11月4日，中科院计算所、中科院仪器厂、海淀区新型产业开发总公司创办信通电脑技术公司，金燕静任总经理。11月15日， 中科院声学所副所长屠焰领头创办“科理高技术公司”，屠焰任总经理。11月18日， 中科院物理所王震西，创办“三环新材料公司”，王震西任总经理。12月13日，中国农科院生防室科研人员张盛，创办“中生科技服务公司”，是中关村首家农业科技公司，张盛任所长……１９８４年，联想就诞生在这间平房中。从并不严格的意义上说，陈庆振的“科海”宣布成立是中关村探索的开始。紧跟其后的王洪德，创立了“京海”，主要做计算机机房建设和相关业务。虽然，无论是陈庆振还是王洪德，都没有创造基业长青的神话，但感染了许多踌躇满志的创业者：王选、张旋龙、万润南、段永基、求伯君、王永民、史玉柱、吴晓军……加入到中关村创业大潮。中关村，就这样被民间力量推动着跌跌撞撞地前进。白颐路经过慢吞吞的温煮，终于沸腾。4月，中国科学院的几位学者向政府递交了一封信，“利用现有的智力资源，组成科研-开发-生产联合的基地。”信辗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手里，宦乡给中央领导提出以下建议，“中关村地区已经有一个现成的科学城架构，只要下决心对它进行规划和调整，加强有关各部、厂、科学院、各研究所之间的分工和协作，就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我国最大的新技术研究和开发区。”媒体对中关村的一边倒，诸如“灿烂的科技之花，必将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靠科技起飞，开创中国式的硅谷”，日益消减着旁观者的戒心和创业者的恐慌。而春天，邓小平一句“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小学生中掀起了微机热。来自官方的、市场、媒体的消息，都成为中关村“电子热”最好的铺垫。白颐路上有了14家企业的招牌，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微机协作组”这样的官方组织在民间力量中游走。没多长时间，“微机协作组”中的两位成员万润南与金燕静禁不住中关村创业的诱惑，另立门户。5月，万润南在海淀区四季青人民公社的一间铁皮房里，成立了“四通”。两层楼房，里面是木头，外面包着铁皮。楼下卖元器件，楼上坐着万润南、万润南的父亲、沈国君、王安时。“四通”一开始只销售打印机，直到后来与香港金山合作了一笔500台PC的“大生意”，才算真正与整机沾上了边。11月，金燕静拉来中科院计算所、科学仪器厂与海淀区农工商总公司，他们各出资100万元，成立“四通”，金燕静任董事长。自此，中关村“两通两海”的局面形成。在“两通两海”叫响中关村的1984年，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个当时并不出名但后来成为中国企业界的风云人物——柳传志。秋天，在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的支持下，柳传志创办联想，启动资金20万元，一共11人。公司成立后，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与柳传志有过一次对话。后者信誓旦旦地说：“将来我们的公司会成为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当时他们对未来之路一无所知。但今后二十几年里，包括柳传志在内的11人将忍辱负重，经历屈辱、欺骗与自尊被践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