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在是北京夜里12点，对很多在这里生活的人来说，一天的工作日程才刚刚过半。为了维持身体兴奋不出现倦怠的情况，很多人会选择吃顿夜宵，巧克力奶、咖啡或浓茶经常会出现在夜宵的菜单上，与炸鸡块、薯条和蛋糕一起构成简单实用的套餐。北京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每天有500万以上的人重复这样的生活，对这些人来说，晚睡早起已成为自己的一个习惯。经营欧美进口食品的淘宝店主赵晓璐对此颇为欣喜，她偶尔会略带“炫耀”地在微信朋友圈中展示自己店铺的销量，大卫杜夫今晚订单不错，瑞士小姐又销售了7盒?? 不知从何时起，在北京居住的人生活规律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越来越富足的生活带来的是越来越少的运动量、越来越多的精神压力、口味浓重的食物和不规律的作息时间。与此相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啤酒肚、脂肪肝、颈椎病、肩周炎、长期慢性疲劳、失眠、健忘、强迫症等问题。 2011年左右，北京慈铭体检中心、北京亿康体检中心等5家体检中心曾对北京的白领做过一项测试，测试结果表明，白领中过度疲劳者在6成以上。大部分过度疲劳的人，是25岁到30岁的IT和媒体从业者。北京人或许会被这样的数字震撼，但其他城市的人应该会深表认同。曾不止一次有其他地方的朋友问笔者：“你们北京人走路这么快？你们北京人吃饭这么急？你们北京人开车这么冲？” 显然这些问题从一些侧面表明了北京人生活节奏快于大多数城市，但其他地方的人不应该对北京人的状况仅仅抱以不理解的态度。实际上，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也正在出现过劳状况。据《环球时报》报道，中国每年因过劳死去世的人已达60万，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全球第一大国。这意味着，每天约有1,600人死于因劳累引发的疾病。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情况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都市白领，教师、企业普通员工、打工者等职业也开始出现过劳死现象。 过劳死的前世今生 “过劳死”是日本创造出的一个新型词汇，词源为Karōshi，它从创造出来到现在仅有44年时间。第一例“过劳死”病例是1969年日本一位29岁的报纸发行员。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过劳死”以及工作“过劳”成为日本广为人知的社会现象与重大问题。为此，1987年，日本政府重新修订了《职业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认定指引》，将其标准定义为如果发病前一周内存在“过重负荷”的情况，即可视为存在致病因素，并在工伤补偿中将“过劳死”做专项统计。同年，日本政府对标准工时做出修改，将每周48小时下调至每周40小时。 1988年，由日本的律师、医生开设的 “过劳死”报警台活动将“过劳死”这一名词概念彻底固定了下来。2002年，“过劳死”被《牛津英语词典》（电子版）收录，并逐渐成为世界性词汇。现在，日本依旧是对“过劳死”研究最为透彻的国家，如果打开医学专业文献网站Pubmed搜索“过劳死”就会发现，其中九成以上报告是由日本人研究并撰写的。 日本目前主要从两个方面判定是否为“过劳死”。一是劳动者的疾病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分为两大类，脑血管疾病（如脑出血、脑梗等）和心脏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跳停止等），附有详细的表格说明疾病类型和症状；二是劳动者是否有“过重负荷”，主要考察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是否超过法定标准。包括发病前24小时内是否超负荷；发病前一周日平均工作16小时以上；发病前1个月内加班时间超过100小时；发病之前2到6个月平均每月加班超时80小时等。 但即使如此，人们还是难以完全厘清“过劳死”的边界，而且从已有医学文献来看，也没有流行病学调查证据支持“过劳死”的发生与过度劳动有关联。有些专家就认为，由于个人疾病基础、体质、遗传因素、个人习惯以及气温与季节变化的不同，最后可能出现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更为主流的观点是，过劳会增加基础疾病爆发的风险，但如果没有基础疾病，来自工作的精神刺激与压力，并不会导致“过劳死”。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过劳死”和经济增长有着正相关的逻辑关系。公元前5世纪的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曾写过一句名言：“总的来说，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状况和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高速发展的粗放式经济使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变，从而导致其生活习惯和身体状况日趋恶化。 一位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研究员邵心璞认为，在人均GDP达到每年每人5,000美元之前，过劳现象、体重指数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具体表现为，体重指数和人均GDP几乎同步上升，过劳现象在初期缓慢上升，在体重指数突破某点后，过劳现象开始快速上行，迅速向其他两指标靠拢。 过劳死尚未发酵 面对“过劳死”现象，媒体和网络常常把80后视为 “过劳死”主力，但专家认为，由于中国人均GDP的上升缓慢和近20年环境急剧恶化，未来的00后和10后才是“过劳死”主力军。墨尔本迪肯大学的博伊德·斯文本（Boyd Swinburn）认为，近10几年的饮食变化，已经使得更多的孩子面临着肥胖的危险，其中，高脂肪和高糖分的食物充斥在每一家超市的货架上，妈妈们上班时间长，做饭时间少，越来越精细的食物也使人们的身体吸收的卡路里大幅增加。 不久前，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营养学教授Barry Popkin在《卫生事务》杂志上发表了篇文章，文中指出，如今25%的中国成年人超重或者肥胖，尽管这个数字低于埃及、墨西哥、英国和美国，但它的增长率却远超这些国家，如果不采取认真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肥胖和超重的成年人到2028年将翻一番。而更为惊人的是，中国7岁以下儿童中，几乎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超重者，7%的中国儿童属于肥胖者，而且，这些孩子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西方化，“沙发薯条”已成为大多数孩子的烙印。
医学专家钟南山曾指出，中国青少年的“高身材、低体质”特征已显化，国家体育总局网站上的“中日韩三国青少年体质对比”报告对此作出了形象描述，近20年来，虽然中国青少年学生的身高、体重、胸围等形态发育指标持续增长，但肺活量、速度、力量等体能素质却持续下降。 Barry Popkin说：“肥胖和饮食不良导致了高血压、中风和成年期发作的糖尿病大量增加，为卫生系统带来了压力。” Barry Popkin所说的这些病症与日本对“过劳死”判定的脑血管疾病（如脑出血、脑梗等）和心脏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跳停止等）有着惊人的重合关系。可以想象，未来一群“先天不足”的小胖子顶着巨大的生存压力、精神常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其结果可想而知。 而另一方面，中国法律目前对“过劳死”概念并没有界定，“过劳死”通常被排除在工伤认定范围之外。截止到目前，与“过劳死”相关的法律是国务院2003年颁布、2010年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林嘉认为，这一条款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问题，主要是：将劳动者在工作场所、工作时间之外，但却因工作原因突发疾病导致死亡或抢救超过48小时后死亡的情形一律排除在工伤保险之外，包括“过劳死”的情形全被排除，这不利于发挥工伤保险的功能，更不利于对劳动者的保护；以48小时作为时间点来判断是否为工伤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甚至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曾经发生过对48小时内是否抢救病人，家属和单位意见相左的案例。 这也造成了在中国运营的企业对加班和加压的有恃无恐，不过，最近连续出现的淘宝店主“过劳死”再次使其热议起来，很多相关人士建议改善劳动保护，将“过劳死”提上立法日程，据了解，目前全世界日本、欧盟、美国和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已有相对规范的“过劳死”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