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实力的终结与深度危机：美国的极限》
失败不会导致道歉、悔罪，甚至不会有人承担责任。相反，它创造了让人进一步敷衍塞责的机会，简单地说，即撰写自我辩解的回忆录的机会。"你看，不是所有事情都很顺利，"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对伊拉克出现的问题不屑一顾地解释道，"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有些事情进展顺利，有些事情不太顺利。还有，你知道吗？我们还有机会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等我有机会写书的时候，我也会有机会反思这个问题。" 要么承认这个让人不悦的事实，要么设法掩盖、扭曲、否认这个事实，面对这种选择，主管国家安全机构的人总是选择后者。
正如宪政缺陷催生了帝国总统一样，如果这些涉及国家安全的中坚机构有些说得过去的成就，人们也许会忽略这些错误。正好相反，在这些机构存在期间，它们干的坏事远远多于好事。 要证明这个指控，我们可以拿美国总统作为主要证人。没有人比国家安全机器的服务对象更能适应这一缺陷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过去几十年中，历届总统逐渐不把国家安全机构当成帮手，而是当成决策中的障碍。刚上任的总统经常对这些机构提出的建议心怀疑虑，担心它们充满私心。没有被华盛顿行为方式同化的总统马上就会发现，这些名义上听从行政首长指挥的机构是在追求它们自己的利益，将部门目标置于坐镇白宫者的目标之上。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依靠下属工作的人，他是最后一位与国家安全官僚机构密切合作的总统。他在任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召集会议366次，通常由他本人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产生了无数备忘录、研究成果和正式命令，都是各个国家安全机构之间细心协调沟通的结果。虽然艾森豪威尔的决策方式高度机制化，有一些纪律严明的意味，但最重要的机构避开了它的控制。各兵种积极设法破坏或扭曲艾森豪威尔的政策，以谋求狭隘的部门利益。中央情报局更像是一个享有主权的国中之国。 1961年1月，约翰·F·肯尼迪一进入白宫，就放弃了其前任细心慎重的做法，因为这不符合肯尼迪的性情，也不符合他的政府希望树立的形象。"新边疆开拓者们"培养出了注重简便、灵活和敏捷的风格。肯尼迪及其侧近人士认为，如果不受制于官僚程序，少数几个像他们一样真正聪明的人能够更快地作出更好的决定。他们认为自己不仅聪明，而且富有创造力，对国家安全机构宣誓效忠的传统和规则毫无耐心。 如果说肯尼迪脑海里还残存着这些机构仍然有用的想法，那也没有持续到"猪湾惨败"之后。肯尼迪成为总统后，计划运用中央情报局训练和装备的古巴流亡者推翻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且进展顺利。肯尼迪只需发出发动入侵的信号。然而，这位新总统有些犹豫，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莱姆尼策（Lyman Lemnitzer）将军评估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参谋长们赞成这一行动，肯尼迪便发出了命令。于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