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许是最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份美国报纸，它总是会在合适的时间登出恰当的评论，比如一月九日的《中国悄悄的革命》： 毛去世才八年，邓小平已使中国重新恢复活力并改变了面貌。邓小平先生似乎是施政方面的最大务实派。他采用行之有效的办法，摒弃毫无成效的方法。根据这种观念，他正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悄悄改造中国。……改革先从农村开始。邓取消了毛的公社制度，代之以把土地租给个人的制度。每个农民在交纳公粮以后可以任何价格出卖余粮。他把理论动机引进了农业，取得了惊人的结果。改革始于农业，但允许波及非农业领域。农民们被允许用新的财富去开办一些小型地方企业。一个买得起拖拉机的人可以用它为邻里代为耕地。别人则可以去开办一家小饭馆。|www.aihuau.com| 改革从那里自然地扩散开去。用农业所得创办轻工业，从乡村扩大到市镇及城市。邓先生上台后，工业产量也急剧增长。重工业仍由国家经营。但是私人开办轻工业受到鼓励。这是历史上最悄悄的革命演变之一。革命已经发生了。它使中国得到了新的活力。它正在为共产主义重下定义……它进行得那样静悄悄，以致遥远的世界的另一边几乎没有注意到。革命的中心应该是在江浙一带，那里跳动着太多“不安分”的因子。据说，江苏人车建新最喜欢两张照片，一张是挂在办公室墙上的以毛泽东手书《沁园春8226;雪》为背景的正面像——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因为毛的气魄与智慧；另一张是被许多媒体刊登过的手抚下颌畅然而笑的个人像。车建新自评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初中没毕业，满脑子想着赚钱的事了”。16岁，他独自进城，先在一个工地上给人做饭，一年后学做木工。吃饭时帮师傅打饭，休息时给师傅搬凳子，下班后给师傅洗衣服、洗鞋，农忙时到师傅家帮忙割稻子麦子。所有的师傅都很喜欢车建新，因此他出师很快。第一次揽活是在西安。漫无目的地在路边坐了一个多月，车建新揽到一桩活。为了得到认可，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席地而睡。正长身体的他总感到吃不饱。记忆深刻的是一次吃完肉夹馍后，捂着干瘪的口袋进行思想斗争：“该不该再吃一个？”一年的打工生涯让车建新吃尽苦头，也让他悟出“道理”：“给别人打工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他返回家乡，自己做老板，本钱是姨父准备盖房的600元钱。吃了许多闭门羹后，车建新拿到第一张家具图纸——给一家综合市场的老板做组合家具。这次，他净赚200元。到后来，他做出的家具受到欢迎，图纸越接越多。于是，他创办了红星家具城。这年，选择自己做老板的还有蒋锡培，创办了一家为大钟表厂生产零配件的仪器仪表厂。多年的从业经验并没有为蒋锡培经营企业提供更多的借鉴，他很快就遭遇到生意场上的第一次挫折：和一家国有企业打官司，输得血本无归。势单力薄的民营企业和有政府支持，掌握庞大资源的国有企业相比，绝不是同等量级的博弈对手。计划经济的强大优势，让民营企业不得不承受政策和环境限制带来的代价。为了等待法院的判决，蒋锡培和父亲在皖北一直等了7天。钱耗光了，从10元一天的旅馆搬到5元一天的旅馆，吃饭由一天三顿减少到一天两顿。本来为了和解而带给国有企业领导作礼物的宜兴茶壶和烟灰缸，被父子两人沿街出卖，换取生存费用。最后，法院一审和二审均告败诉，100万元瞬间不见踪影。回家路上，父子俩只剩下一毛钱，再三恳求司机后，得以欠钱乘车到无锡。回到家，破产负债30多万元的蒋锡培酝酿着东山再起。此时，他在电缆厂工作的大哥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上海和江苏的电线电缆市场需求量巨大且销售价格日益增长。向朋友借了10万，蒋锡培在宜兴开设了一家经销部，做电缆买卖。从浙江到江苏，沿途有各种名目的税费关卡拦截。一个深夜，蒋锡培在离关卡很远的地方下车侦察，发现没有人，但当他返车冲关时，执法人员突然现身——对不起，罚款五万。后来，蒋锡培被抓的次数多了，学会融通，也就习惯了。虽然进入经济的高速发展期，中国商业传统底蕴的苍白仍然掩盖不住。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市场竞争的经济规律和执政党的政治规律，一并构成了中国企业特殊的游戏规则。民营企业家如果想要在游戏中取胜，就必须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在磨难和教训中，蒋锡培就总结出两条定律：第一要守法，第二要和政府搞好关系。积累了3年销售电线电缆的经验后，蒋锡培决心要从卖电缆转到做电缆。一家由他控股、注册资金180万元的家族式企业“范道电工塑料厂（远东集团前身）”成立。建厂之初，流动资金之困成为命门，一笔20万元的贷款差点断送了塑料厂的前程。塑料厂需要银行贷款20万元，但银行坚决不肯贷，蒋锡培找到乡党委书记出面给银行做工作，最后以乡财政作担保，才获得贷款。贷款事件给了蒋锡培极深的震撼，他反省出，“民营企业单打独干难以持续成长，塑料厂要发展，必须顺应环境、借助外力，尤其是政府的力量。”于是，蒋锡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员的身份，在庞大的民营企业主中比较少见且显眼。人们对他本人政治和官方背景的猜测，给生意场上的蒋锡培增加了一个筹码和信任度。
10年后，了解蒋锡培成长经历的一位宜兴市高级官员分析：党员蒋锡培和人做生意，合作者会感到踏实。党员的身份让蒋锡培生意做得得心应手，而戴上“红帽子”则成为远东塑料厂的一个起点，也形成蒋锡培“市场＋政府=成功”的独特经营逻辑。帮助过他的乡党委书记找到蒋锡培说，你把企业变成镇办的集体企业，我们帮你落实优惠政策。几乎没有犹豫，蒋锡培答应下来。500万元资产毫无保留地送给国家，同时失去支配金钱和个人收入多寡的自由。亲戚朋友认为蒋锡培在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赌博，但蒋锡培显然更看重与政府的联手。带上“红帽子”的蒋锡培和宜兴市政府官员间的联系迅速密切起来。他获得成为党员后的第一个行政职务，被地方政府任命为乡长助理。回报不止于此，改制后的企业立刻脱解了困扰民营企业的税收、银行贷款等等问题。两年时间，企业销售收入超过1.5亿元，总资产增长10倍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