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入海》1986:与青春无关的日子(3)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许是最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份美国报纸,它总是会在合适的时间登出恰当的评论,比如一月九日的《中国悄悄的革命》:

  毛去世才八年,邓小平已使中国重新恢复活力并改变了面貌。

邓小平先生似乎是施政方面的最大务实派。他采用行之有效的办法,摒弃毫无成效的方法。根据这种观念,他正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悄悄改造中国。

……

改革先从农村开始。邓取消了毛的公社制度,代之以把土地租给个人的制度。每个农民在交纳公粮以后可以任何价格出卖余粮。他把理论动机引进了农业,取得了惊人的结果。

改革始于农业,但允许波及非农业领域。农民们被允许用新的财富去开办一些小型地方企业。一个买得起拖拉机的人可以用它为邻里代为耕地。别人则可以去开办一家小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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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从那里自然地扩散开去。用农业所得创办轻工业,从乡村扩大到市镇及城市。

邓先生上台后,工业产量也急剧增长。重工业仍由国家经营。但是私人开办轻工业受到鼓励。

这是历史上最悄悄的革命演变之一。革命已经发生了。它使中国得到了新的活力。它正在为共产主义重下定义……它进行得那样静悄悄,以致遥远的世界的另一边几乎没有注意到。

革命的中心应该是在江浙一带,那里跳动着太多“不安分”的因子。

据说,江苏人车建新最喜欢两张照片,一张是挂在办公室墙上的以毛泽东手书《沁园春8226;雪》为背景的正面像——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因为毛的气魄与智慧;另一张是被许多媒体刊登过的手抚下颌畅然而笑的个人像。

车建新自评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初中没毕业,满脑子想着赚钱的事了”。16岁,他独自进城,先在一个工地上给人做饭,一年后学做木工。吃饭时帮师傅打饭,休息时给师傅搬凳子,下班后给师傅洗衣服、洗鞋,农忙时到师傅家帮忙割稻子麦子。所有的师傅都很喜欢车建新,因此他出师很快。

第一次揽活是在西安。漫无目的地在路边坐了一个多月,车建新揽到一桩活。为了得到认可,他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席地而睡。正长身体的他总感到吃不饱。记忆深刻的是一次吃完肉夹馍后,捂着干瘪的口袋进行思想斗争:“该不该再吃一个?”一年的打工生涯让车建新吃尽苦头,也让他悟出“道理”:“给别人打工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他返回家乡,自己做老板,本钱是姨父准备盖房的600元钱。

吃了许多闭门羹后,车建新拿到第一张家具图纸——给一家综合市场的老板做组合家具。这次,他净赚200元。到后来,他做出的家具受到欢迎,图纸越接越多。于是,他创办了红星家具城。

这年,选择自己做老板的还有蒋锡培,创办了一家为大钟表厂生产零配件的仪器仪表厂。多年的从业经验并没有为蒋锡培经营企业提供更多的借鉴,他很快就遭遇到生意场上的第一次挫折:和一家国有企业打官司,输得血本无归。势单力薄的民营企业和有政府支持,掌握庞大资源的国有企业相比,绝不是同等量级的博弈对手。计划经济的强大优势,让民营企业不得不承受政策和环境限制带来的代价。

为了等待法院的判决,蒋锡培和父亲在皖北一直等了7天。钱耗光了,从10元一天的旅馆搬到5元一天的旅馆,吃饭由一天三顿减少到一天两顿。本来为了和解而带给国有企业领导作礼物的宜兴茶壶和烟灰缸,被父子两人沿街出卖,换取生存费用。最后,法院一审和二审均告败诉,100万元瞬间不见踪影。回家路上,父子俩只剩下一毛钱,再三恳求司机后,得以欠钱乘车到无锡。

回到家,破产负债30多万元的蒋锡培酝酿着东山再起。此时,他在电缆厂工作的大哥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上海和江苏的电线电缆市场需求量巨大且销售价格日益增长。向朋友借了10万,蒋锡培在宜兴开设了一家经销部,做电缆买卖。从浙江到江苏,沿途有各种名目的税费关卡拦截。一个深夜,蒋锡培在离关卡很远的地方下车侦察,发现没有人,但当他返车冲关时,执法人员突然现身——对不起,罚款五万。后来,蒋锡培被抓的次数多了,学会融通,也就习惯了。

虽然进入经济的高速发展期,中国商业传统底蕴的苍白仍然掩盖不住。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市场竞争的经济规律和执政党的政治规律,一并构成了中国企业特殊的游戏规则。民营企业家如果想要在游戏中取胜,就必须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在磨难和教训中,蒋锡培就总结出两条定律:第一要守法,第二要和政府搞好关系。

积累了3年销售电线电缆的经验后,蒋锡培决心要从卖电缆转到做电缆。一家由他控股、注册资金180万元的家族式企业“范道电工塑料厂(远东集团前身)”成立。建厂之初,流动资金之困成为命门,一笔20万元的贷款差点断送了塑料厂的前程。塑料厂需要银行贷款20万元,但银行坚决不肯贷,蒋锡培找到乡党委书记出面给银行做工作,最后以乡财政作担保,才获得贷款。

贷款事件给了蒋锡培极深的震撼,他反省出,“民营企业单打独干难以持续成长,塑料厂要发展,必须顺应环境、借助外力,尤其是政府的力量。”于是,蒋锡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员的身份,在庞大的民营企业主中比较少见且显眼。人们对他本人政治和官方背景的猜测,给生意场上的蒋锡培增加了一个筹码和信任度。

 《奔腾入海》1986:与青春无关的日子(3)
10年后,了解蒋锡培成长经历的一位宜兴市高级官员分析:党员蒋锡培和人做生意,合作者会感到踏实。党员的身份让蒋锡培生意做得得心应手,而戴上“红帽子”则成为远东塑料厂的一个起点,也形成蒋锡培“市场+政府=成功”的独特经营逻辑。帮助过他的乡党委书记找到蒋锡培说,你把企业变成镇办的集体企业,我们帮你落实优惠政策。几乎没有犹豫,蒋锡培答应下来。

500万元资产毫无保留地送给国家,同时失去支配金钱和个人收入多寡的自由。亲戚朋友认为蒋锡培在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赌博,但蒋锡培显然更看重与政府的联手。

带上“红帽子”的蒋锡培和宜兴市政府官员间的联系迅速密切起来。他获得成为党员后的第一个行政职务,被地方政府任命为乡长助理。回报不止于此,改制后的企业立刻脱解了困扰民营企业的税收、银行贷款等等问题。两年时间,企业销售收入超过1.5亿元,总资产增长10倍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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