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在“北京市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政策”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发改委宣布了对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地区总部的奖励规定。除降低投资门槛,提高奖励额度外,值得一提的是,“规定”允许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扩大运营范围,新增加服务外包等经营活动,扩大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运营业务范围,从而拉动北京更多产业链,带动北京金融、保险、贸易、会计等现代服务业。
事实上,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以后,其中大批企业当起了“甩手掌柜”———把“非核心”业务“甩”给了服务企业,不仅加速了主业的集约化,而且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外包具体可分为设施管理外包、信息系统外包、人力资源外包、物流外包、研究与开发外包、财务管理外包和售后服务外包等。根据外包目的地是否在国内,服务外包又可分为在岸服务外包(onshoreserviceoutsourcing)和离岸服务外包 (offshoreserviceoutsourcing)。简单地讲,离岸服务外包就是公司将其服务业务交给其他国家的独立企业来做的一种经营方式。
早在2005年,同货物贸易相比,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明显滞后,全球排名仅在第8位。当时的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表示,中国政府将制定支持服务外包快速发展的相关政策,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鼓励跨国公司把具有一定规模的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使中国成为承接世界服务外包的重要基地。到2008年,我国服务贸易排名由第8位提高到第5位。大量的外资被引入国内,这其中受益最多的就要属国内的中小企业。以比亚迪为例,2000年,成为MOTOROLA第一个中国锂离子电池供应商;2001年8月,成为NOKIA的供应商。之后公司发展迅速,2002年7月,该公司在香港主板上市,创下了当时54只H股最高发行价记录,股票代码1211-HK;同年,比亚迪被全球权威刊物《亚洲货币》评为“2002年最佳上市公司管理奖”第一名,并被全球权威刊物《财资》评为“2002年最佳中型企业上市集资项目”,被业内人士称为第二个华为。
他们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中国人力资源的大环境,中国发展服务外包的优势十分明显。首先,中国有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队伍,很多劳动力在计算机和数学方面接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守纪律、好培训,能胜任此类工作。其次,中国知识型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外包业务需要数以百万计的低成本劳动力,而中国正好拥有这样的劳动力,目前这种竞争优势还在有增无减。再次,除了劳动力成本低之外,中国基础设施优越、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加上跨国公司需要分散风险,中国就成为许多跨国大公司拓展外包业务的首选地。
据统计,IBM、惠普、微软、西门子、诺基亚等跨国公司已在中国搞外包业务好几年,且在不断增加员工。日本电器公司在西安就招收了180名从事研究开发的员工,其竞争对手富士通雇用了120名编程员工。
国际各大跨国公司不断外包业务到中国,还有个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对于吸引外资的重视。中国商务部在2006年10月出台了“千百十工程”,所谓的“十”就是指要确定10个城市重点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后来又增加了苏州工业园区,并把它定位为服务外包的示范园区,同时相关行业的政策都陆续出台了。这些政策的出台大大搞活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大量的民营企业不断做大,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
现在正值金融危机,许许多多的承接外包服务、制造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都面临严峻的问题,订单没了,没活干了。其中大部分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只靠外国订单过活的企业只能倒闭。大量的工人失业,企业集中地区经济低迷。有人说这是优胜劣汰,笔者认为这是判了国内中小企业的“连坐”之刑,我们为他们提供“中国制造”、“中国服务”,降低他们的成本,提高他们的利润,到最后被无情的抛弃了。当然,我们自身也存在着侥幸、依赖等诸多负面思想,但只要都以华为、比亚迪为典范,就可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在服务与产品之间一直存在着“谁依托谁”的话题。最初可能是“服务依托产品”,随着企业不断升级,则转换为“产品依托服务”。要做强商务服务,需要以市场化、专业化为核心,增加专业服务能力。
然而,要找到合适的“伙计”,能帮助企业保质、保量、高效地完成那些相关业务,靠的不仅仅是“掌柜”的决断力,更要依赖于整个现代服务业市场的完善和发展。 □迟乃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