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全球帝国的阵痛：大转型时代》
如果我们把斯蒂贝克公司收进这份汽车公司清单的话，我们就会注意到，正是斯蒂贝克公司的领导人保罗·霍夫曼，接手了我们时代最大的一项政治任务：管理马歇尔计划--并成为福特基金会的领导人。说到基金会，应该指出的是，1948年，卡内基基金会（一家广泛跟教授们打交道的基金会）主席德弗罗·C．约瑟夫斯摇身一变，成了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的总裁，该公司的董事长乔治·莱斯利·哈里森受过律师的专门训练，并担任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家半官方组织）的董事长。 这些人都是转变的典型，这种转变在他们的很多下属当中甚至更明显：向（大公司中）更高的地位转变，而政府公职及其他种类的公共服务总是自然而然地落在他们的身上，补充他们专业的和商业的训练，让他们有能力应付今日商业所面对的范围广泛的技术和公共职责。新型公司有了新型领导人。
在这里，我们只需稍停片刻，指出美国人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对这一方面，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以至于当欧洲人对它大惊小怪的时候，我们反倒感到惊讶；这个事实就是：美国各地塞满了旨在关照共同利益的各个方面的组织和协会--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各州和地方的；而且，在大多数这样的组织，商人都扮演了积极的、常常还是领导者的角色。 《财富》杂志的编辑们在他们的《美国，不断革命》一书中不断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意义，为了让人们理解这一论点，他们展示了这些组织在一座特定的城市--爱荷华州的西达拉皮兹市--是如何运转的：世纪工程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基思·邓恩如何主持西达拉皮兹商会（他是该商会的会长）的一次午餐会，接下来马上又赶去参加社区福利基金会的一次会议；担保银行与信托公司董事长范韦克滕·谢弗如何不仅担任了商会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而且还是寇伊学院的董事兼秘书长、西达拉皮兹社区基金会的会长、本地健康委员会的主席、爱荷华州健康委员会，以及圣路加医院、本地交响乐团和业余剧院的筹款人--所有这些职务总共占去了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并且，常常还拿出更多时间去从事本地社区服务。商人参与医院、学校董事会或慈善团体董事会，或者，他们的妻子活跃在女子俱乐部及其协会和教师家长联谊会上，都一点也不新鲜。但最近几年在企业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有些组织，却奏响了这幅图景中的一个稍微有点新的音符，《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欧文·D．坎纳姆称之为"志愿集体行动……这种集体主义有着无可匹敌的力量，比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更富动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