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系列专题：《全球帝国的阵痛：大转型时代》
本行业有很多公司都是在20世纪初年从一个人的独角戏开始的：就一个光杆司令，有点想法，有点本钱，生意是他个人的事。接下来，事情发展了，在1920年代，销售问题是至高无上的，此人被一位大推销员所接替。稍后，我们开始认识到研究的重要，一位研究人员，或者至少是一位有研究头脑的人，会被选中。但现如今，研究已经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成了一门专业，你所需要的是一个研究团队，其中每个人熟悉一门或多门专业，领头人所需要的主要东西就是：他必须有能力保持这团队像一个均衡单位一样工作。他必须是这个团队的一名好队长。作为主席，我不会假装知道研究人员在干啥，我的工作是保证他们与团队的其他人互相协调，平稳合作。 标准石油公司（新泽西）的组织是个例外，因为它的董事是领薪水的、专职的公司团队成员，董事会每周开一次会，与此同时，由其中5个人所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每天都开会；不过，它提供了当前强调团队合作的一个有趣--即使有点极端--的实例。C．哈特利·格拉顿在《哈珀斯》杂志上描述了这帮高层人士如何工作： 董事会无可争议地是公司管理的核心。它的决定是集体决定。人们总是寻求一致同意，当出现了尖锐的观点分歧而又不能通过平常的说服方法加以克服的时候，问题就被搁置起来，要求拿出更多的事实。作为董事会成员，总裁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讨论，董事长也是如此。似乎有可能--董事会成员毕竟也是人--董事长和总裁的观点比普通董事的观点份量更重；但有人强调，这并不会让他们任何一个人控制董事会。他们的地位只不过是primus inter pares（拉丁语：同侪中第一人）。 诸如此类的新型经理人对一般公共利益的态度如何呢？这里，你确实应该谨慎行事，要认识到，公司领导人的讲话有可能是被公共关系部门安排来装点门面的，而且，一般而言，嘴上说出来的善良意图，未必总能当真。然而，有的事情似乎已经发生。 大萧条与此大有关系。美国大公司的高层人士都记得他们在那些日子所遇到的麻烦；尽管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脑筋转不过弯来，依然对华盛顿怀恨在心，而且，今日大权在握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不曾对政府强加给他们的某些限制咬牙切齿，他们当中年纪更轻、头脑更灵活的人都打心眼里厌恶1920年代的胡闹，打定主意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顶撞生活中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最后，好不容易、但真心实意地认识到了彼得·F．德鲁克所提出的原则："任何政策，只有当它让社会受益的时候，才有可能让商业本身受益。"战争与这一变化也有点关系，因为战争使得商人、政府人士、劳工领袖、物理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五花八门的专业人士在政府的事业中走到了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互相欣赏对方的能力和观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的企业管理者们戴上了光环；我更喜欢《圣路易邮报》（St. Louis Post Dispatch）的拉尔夫·科格伦在1951年的康宁会议上描写这些人的态度时所使用的方式--顺便说一句，这次会议涉及了"生活在工业文明中"的问题，并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让商人、社会学家及其他学者、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凑到了一起，会议由一家商业企业--康宁玻璃公司--举办。科格伦先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