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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全球帝国的阵痛：大转型时代》
不管这种离正式宗教渐行渐远的趋势是否依然是主流，在1940年代，明显也有一股相反的潮流。在很多男人和女人的身上，这股潮流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最明确的莫过于这样一种焦虑不安的确信：有某种东西是他们的生活中所缺少的，他们希望有某种东西可以依靠，有某种信仰可以给他们带来一定程度的内在的平静与安全。像《圣袍》（The Robe）、《红衣主教》（The Cardinal）、《内心的宁静》（Peace of Mind）和《七重山》（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这样一些书出现在畅销书榜单上，显示了普遍的饥渴与好奇。有些人回到了教堂--或者破天荒头一遭走进教堂。在各个地方的家庭里，你会注意到一种古怪的颠倒：那些抱着反叛过时的教会习俗的心态抛弃教堂的父母们如今发现，他们的孩子反过来反叛在他们看来也是过时的父母的异教习俗。特别是天主教教会，赢得了很多皈依者（其中许多人就是这种"反反叛者"），并惊心动魄的充当了前共产主义者们庇护所，他们自始至终在不同的清规戒律之间摇摆。这股后浪是否比前浪更强大呢，这在20世纪中叶依然是谁也说不准的事；但至少，在宗教感情和宗教习惯的潮流当中，一直存在一种混乱。 与此同时，在很多家庭，放弃对教会的忠诚，也让孩子失去了一个有时候很有效率的教他们正派行为的老师。有些父母自己能填补这一真空；另外一些父母则没有这样的能力，因此沮丧地发现，他们的子女不仅不懂得引用《圣经》，而且莫名其妙地没有获得清晰的道德准则。这些父母于是四处打量，想找到某个应该对此承担责任的冤大头，他们很可能会盯住公立学校，坚持认为，公立学校除了所有其他的职责之外，还应该加上道德教诲的任务。还有一些父母，他们认真负责地研究过心理学原理（包括佛洛伊德学说），半通不通地消化了一些进步主义教育家们的观念，因此，对于道德教育应该讲授什么，他们满脑子的糊涂观念，也不管哪种清规戒律是不是可能损害年轻人的精神，以至于这些年轻人都成了--至少是暂时成了--特别具有攻击性的毛头小子。即便世界上一直就有毛头小子，但那些研究此类家庭的观察者也不难得出结论：道德行为确实在恶化，而且，篮球丑闻、橄榄球丑闻、青少年犯罪团伙和华盛顿的官场腐败，全都是普遍道德衰退的迹象。 我深信，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是值得怀疑的。在任何一代人当中，大概总是有一些人怀疑：下一代人是不是正坐着手摇车驶往地狱。有人可能认为，在20世纪中叶，很多青少年的行为举止遭受了父母的严重不信任，但他们的道德标准总的来说比他们的长辈更低，这一说法在我看来的确是值得怀疑的。说到今天的成年人，毋庸置疑，有很多人缺乏与组织化宗教的联系；但每当我想到我相识已久的那些人的时候，我发现，并没有普遍的良心堕落：我今天看到的那些人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他们的祖父母会认为是不合适的，但其中只有很少事情，他们会认为是可鄙的，或卑劣的。在这些人当中，正在发生态度上的变化，我相信，这种变化很重要。在这半个世纪里，对"谁是我的邻舍呢？"（译者注：语出《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第29节）这个古老的问题，人们给出的答案越来越宽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