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节:强烈的‘圣徒心态‘使企业家承受了更大的压力(2)
系列专题:《中国企业外部环境:这个冬天有多长》
和道德偶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李兰:彭教授,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社会的急剧变革和经济体制的渐进转轨,不仅带来了经济的腾飞、社会的发展,同时也给处于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和压力。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8年的年度调查显示,企业家的心理压力明显增大,参加调查的5920位企业法人代表中,认为"压力很大"的占34?3%,比2007年提高了10?7个百分点,为近四年来的最高值。请您从您的专业角度谈一谈,随着我国这些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哪些突出问题需要我们关注?
这个冬天有多长--2009·中国企业外部环境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2009第二部分专家学者访谈强烈的"圣徒心态"使企业家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访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心理学系终身教授、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彭凯平彭凯平: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心理学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而且有科学根据和科学规律。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三千美元心理阈限期",它指的是当一个社会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时,社会动荡比较激烈,而且贫富差距非常明显,最有可能爆发社会冲突。中国2005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是2400美元,2007年是2700美元。如果考虑到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目前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了3000美元的心理阈限期。在这个时期,有几点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第一个要关注的问题是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传统价值观念已经不匹配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中有很强烈的封建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而且我们对集体主义精神有一种误解,总以为它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其实集体主义精神在原始社会就存在,它是一种大家互相帮助、互相信任、互相依赖、互相致富的概念。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互相依存关系发生了改变,现在是工业社会市场交换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再也不是"我为大家,大家为我"或者"我给你钱,你给我服务"的关系。有的时候交换的双方是见不到面的,例如网络上的虚拟交易中的商品或者服务,根本不知道交易双方是谁。随着交易双方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了变化,整个价值观念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新的价值观念,我觉得应该是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念。例如法国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文明化和公民化,所以伏尔泰以及很多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考虑的就是如何把法国的农民变成公民,培养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意识。李兰:我感觉这种价值观念的新旧冲突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朋友向我说起过她的一次不开心的遭遇。前年她高高兴兴地搬进了一个高档社区,后来发现由于有些地方不尽如人意,所以一些住户拖欠物业费或干脆抵制不交,协商无果后小区的物业公司就降低了服务标准,原来承诺的香花不种了,草坪也无人修理了。更令她不开心的是,小区里面专业、年轻的管理员,在奥运期间全都换成了退休下岗的老年人,工作效率比较低。每天她开车进出车库的时候,都要等很长时间,等着年老的管理员慢慢悠悠地来刷卡,心里那个急呀。她开始还有耐心,时间一长就比较烦了,每天进出车库都影响到心情。她自己没有拖欠过物业费,但她的利益实际是被侵犯了。彭凯平:对,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公有地的悲剧"。"公有地的悲剧"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故事。有一块牧民可以自由放牧的公有地,每个牧民收入的多少取决于其放牧的牲畜数量,因此每个人都尽可能多地在草地上放牧,因为放的越多自己的收入就越多。但可能没有一个人想对土地进行维护,因为自己花费时间与资金维护草地,好处由所有人共享,自己无法独立占有。由于放牧太多,没有人维护,草地终于荒芜了,最终大家全都受到损失了。这个故事实际上说的是"公共资源的自由使用会毁灭所有的公共资源",在这个基础上西方社会产生了"产权"的概念。所以说"产权"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用规则来保护每个人的权益和权利。联系到我刚才说的,当人们的收入在3000美元以下时,我们可以用最优的方式来配置资源,以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求。但当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人们对基本需求的追求不那么强烈了,大家开始关注一些非物质的需求,如自己的权力、尊严、价值、自己和国家的未来以及下一代的幸福等,这些问题传统的经济学是不大关注的,必须要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种科学的方法才能解决。第二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价值观的变化,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也在发生改变。以前的社会关系在心理学上叫"强势关系",主要包括家庭关系、血缘关系、朋友关系等,因为这些关系是人们改变不了、逃脱不了的。传统的道德就是靠这些强势关系的维持来确定的。例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的家长可以决定道德,比如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家族中所有的成员必须遵守,否则就会受到道德的惩罚。还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乡绅",它其实就是一种"乡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亲戚关系。"乡绅"是大家所尊重的、受过教育的一群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也是道德的一种化身。而现代社会就不同了,很多人背井离乡到其他地方打工,大家互相不认识也不了解,因此用传统的社会关系来约束他们是行不通的。这时候就要用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往往是"弱势关系"。虽然这种关系相对较弱,但它对现代社会及个人的发展很重要。在这方面社会学的一个概念就叫"弱势关系的强势"。第三个要关注的问题就是道德形象和道德偶像对人们的影响。人其实是需要偶像和榜样的,毛主席常常说"向某某学习",这就是树立一个榜样,在心理学中也叫激励。有时候在激励和榜样的作用下,我们能够做到自己都想象不到的事情。在传统社会里面,我们中国人的榜样实际上就是"儒官"。过去说"学而优则仕",指得就是这些受过教育的官员,他们是社会道德的化身,大家对他们有很高的期望。韩铁林:现在人们对官员的评价不是很高,特别是在网络上,对官员的负面评价非常多。李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可视为人们对官员寄予了新的期望。对官员的期望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也会产生变化,同时官员自身的角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反映在观念的冲突上。彭凯平:由于体制的不透明,大家都不知道官员平时的工作是什么,因此人们很容易对他们产生误解。刚才你说的角色变化也很重要。在传统社会里,官员是传统道德的化身,他们的职责也很简单,就是做一个好人,然后就是"判案子"--有些官员甚至连案子都不判。也就是说过去官员的事务性功能很少。而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官员的事务性功能,也就是服务性功能越来越明显,因此,他们已经不能简单地做一个道德的化身了。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和成功模式的多样化,一些并不优秀的人也有可能当官,因此现实状况与人们的期望之间的差异,很容易导致人们对官员有负面的评价。而在西方社会,道德化身界定得很清楚,有三种人是道德的化身,而且这三种人都以穿黑袍来标示:第一个穿黑袍的人是神父,神父代表上帝。神父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告诉人们什么事是好事,可以做;什么事是坏事,不能做。第二个穿黑袍的人是法官,法官代表法律。法官判断对错,他告诉人们什么事是对的,可以做;什么事是错的,不能做。第三种穿黑袍的人是教授。教授在学生毕业的时候穿着黑袍为他们授予学位。教授代表了知识,他告诉人们什么是真、什么是伪,告诉人们真理。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道德化身由官员一个人来承担,也就是说中国的"儒官"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什么是伪。我认为在现代社会这种要求对官员来说太高了。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强化司法机构的专业素质和独立性,从法律的角度来判断对错;其次,要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从知识的角度来判断真伪;然后第三才是官员,代表传统的儒家观念,告诉人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韩铁林:过去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这三者在官员身上是统一的,中国传统的"儒官"是三位一体的道德化身。包括现在电视里播出的很多"清官剧",也是这样刻画清官形象的。彭凯平:所以现在人们对官员有负面评价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两个:人们对官员工作的不了解以及人们传统观念中官员的形象与现实的冲突。其实这也反映了我们的现代公民教育做得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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