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国企业外部环境：这个冬天有多长》
邵宁：这些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一直在一个正常的过程中推进。在前一段的改革中，我们大体上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推进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现在这项改革已经结束了。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层面退出，这样国有经济的战线大大缩短，而且布局更优化。第二个就是国有困难企业的政策性关闭、破产。这主要是要打通困难企业退出市场的通道，使得优胜劣汰的机制能够发挥作用。这项工作2008年是最后一年，从2009年开始这项工作将结束。第三个是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使国有资产的管理责任明确、管理主体明确。同时，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这样就优化了对国有大企业的外部管理系统。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构成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主体性的工作。而下一步的工作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之前的改革成果，能够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第二个方向是进一步推进国有大企业的改革和结构调整。 ● 下一步国企改革需解决八个方面的问题。李兰：从未来的发展看，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有哪些？
邵宁：下一步的工作主要有八个方面。第一方面的工作是进一步收缩战线，我们现在并没有安全退到位。这里面又包含了三个内容：一是原先我们所形成的优胜劣汰机制是有局限性的。前一段我们主要通过政策性关闭破产解决困难企业的退出问题，但政策性关闭破产有很多限制。如国有企业可以引入，集体企业不行；国有企业中工业企业可以引入，非工业企业不行；即使是国有工业企业，大中型企业可以引入，小企业不行。所以，政策性关闭破产实现的困难企业退出，只是实现了一部分。其他企业同样有退出市场的问题，但是政策不能涵盖。所以，现在遗留了一批该退没有退的企业，数量还相当大。所以，下一步我们在政策性关闭破产结束之后，对这批企业应该再进行一次清理。二是要实现退出方式的有效转换。前几年主要是通过政策性关闭破产退出，2008年是最后一年，2009年后这个政策就不能用了。以后仍然会有一些困难企业需要通过破产退出市场，就只能依据新的《破产法》操作，依法破产。这样一个退出方式的转换能不能实现顺利的衔接，现在还看不太清楚。陈代华：而且这里面还有几个问题是比较难解决的，比如职工安置问题，就比较麻烦。邵宁：这里面大概有两个问题：一是职工安置费的问题，政策性关闭破产是先用资产变现支付，不足部分财政兜底，实际是政府支付职工安置费。二是操作问题，政策性关闭破产是一种政府行为，依法破产更多的是司法行为，两者能不能衔接好。收缩战线第三方面的内容是国有经济仍存在于一些不重要的行业和企业，有一个继续退、继续收缩战线的问题。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是体制上要创新。体制上创新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股权多元化，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这几年的主要操作方式是上市。我们大概有一个判断，竞争性国有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很可能就是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所谓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就是没有集团公司，不带存续企业。现在一些中央企业做到了整体上市，比如说中交集团就是整体上市的典型；其他企业在上市的过程中，至少要做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并逐步创造条件实现整体上市。整体上市的企业完全应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进行运作。实际上它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为今后国有企业进一步的改革和调整创造了条件。整体上市之后，国有资产已经资本化了，流动性非常好，以后再需要进行调整，通过资本市场就非常方便了。二是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问题。国资委现在正在进行董事会试点，我们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原有的体制是一把手负责制。对于一个大企业来说，一把手负责制不是一个完善的体制，因为企业内部没有办法形成制衡，实际上是一个人说了算。尤其是一些重大决策，如果一个人拍板，风险相当大。为了改变一把手负责制，我们进行了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的试点，改善董事会构成，向董事会派出国资委直聘的外部董事，而且要占一半以上。现在看，决策层和执行层初步实现了分开，决策的质量大大提高。原来一把手负责制时，虽然很多副手也参加决策，但是靠副手制衡一把手是不现实的。现在的外部董事跟企业内部负责人没有上下级关系，完全没有必要看一把手的脸色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国资委派的外部董事大多数是央企刚退休的老同志，资格比企业在职负责人老。所以，大家在研究重大决策的时候，没有必要考虑企业内部的各种复杂关系，外部董事会比较彻底、客观、坦率地发表意见。如果参与决策的人都能够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的结果就是决策质量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提高。李兰：这样就避免了一把手决策、一个人拍板、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因为一把手再英明也毕竟只是一个人，个人的能力、智慧也毕竟是有局限性的。邵宁：是的，体制上创新就是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尽可能多元化；对于国有独资公司，主要是通过董事会的试点完善它的体制。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是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企业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虽然经过了这几年的调整已经有所改善了。这里面涉及几个层面的工作，很多企业内部是需要重组的。有一些中央企业集团，内部子公司之间没有相互的关联性，缺乏协同效应，很多子公司之间还是竞争对手。这样的集团内部都需要重组。中央企业必须站在行业的高端上。如果不是站在行业高端，自身经营会非常难，对于国民经济和行业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也不大。所以中央企业的重组方向就是使中央企业的资源更多地向行业的高端上配置。第四个方面的工作是进一步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虽然这几年国有企业所办学校、公检法机构等的社会职能已剥离，但是很多国有企业的负担远远不只这些。陈代华：国有企业的减负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现在一些国有企业中，职工的家属宿舍是企业在管，离退休人员的管理也是企业在管。这样的企业非常多。邵宁：是这样。第五个方面是内部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坦率地讲，国有大企业里面，分配的平均主义的痕迹还是存在的，用人制度还比较僵化，这需要通过干部人事、劳动用工和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得大企业内部的机制一步一步优化。第六个方面的工作是管理更加严格和科学化。大企业运行靠制度，很多大型跨国公司，如果把具体的人抽象掉，你会发现维系公司的是一套完善的制度。而中国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其他的所有制企业，人的因素太多，制度化的因素太少。提升制度化水平包括了风险管理、决策、预算、财务、采购等一套制度化的建设。第七个方面的工作是加强自主创新，这也是全国科技大会提出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还是非常紧迫的。其原因在于国有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相比，真正的"短板"都在研发上。这需要从增加投入、完善组织管理体系、改革分配制度等方面加以解决。第八个方面的工作是增强国际化经营能力，这也是中国企业的"短板"。现在中央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很大，但是我们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足。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国际化经营人才不足；二是我们的人往往不熟悉国外的经营环境和法律环境。所以我们的企业应该恶补这些方面的能力，要尽快提升。李兰：实际上这八个方面的工作大概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政府要做的；一个是企业要做的。邵宁：政府需要做的第一是体制创新，第二是结构调整，第三是减轻负担，这三个方面需要国资委从出资人的角度去考虑。余下的都是企业要做的。每一个企业的情况不一样，每一个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国资委对于中央企业唯一一个共性的要求，就是每一家中央企业都要找一家或几家国外同类的先进企业进行对比。我们的企业和前几年比还不错，但是和国外的企业一比，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李兰：相信这一轮结构调整，会催生一批国际型的优秀企业家脱颖而出。谢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谈。邵宁简介邵宁，男，籍贯浙江杭州，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1969年1月在陕西省延安县插队，1978年4月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取得工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到国家经委办公厅、综合局工作。1988年机构改革后任国家计委综合司副处长、经济研究中心综合组副处长、处长，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研究部副主任。1996年调国家经贸委任企业司副司长、司长，企业改革司司长，国家经贸委副秘书长。2003年5月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陈代华简介陈代华，男，汉族，籍贯安徽。1984年7月毕业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高级经济师职称。1984年7月至2007年10月，历任北京建筑工程学校教师，北京城建培训中心副校长，北京城建三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北京城建道桥公司董事长，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07年10月至今，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独家发起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多次被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评为"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综合实力10强企业"、"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