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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帛书除了使用“刑德”这个具有法家色彩的词汇外，也用“文武”两字表达同样的意思。且看《经法》的说法：
“因天之生也以长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经法·君正》）。
“始于文而卒于武，天地之道也。四时有度，天地之理也。日月星辰有数，天地之纪也”（《经法·论约》）。
“动静参于天地谓之文，诛应时当谓之武——文则明，武则强，明则得天，武则盛行，参于天地，阖于民心，文武并立，合之曰上同，可以定天下，可以安一国”（《经法·四度》）。
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要想真正统治好他的臣民并使国家富足强盛，就必须从文治、武功两个方面入手，所谓“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一如《吴子·图国》所云：“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两者虽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但从《黄帝四经》中我们可以看出，黄老主张先文后武，德主刑辅，多用生，少用杀。天有四时，春夏秋为生，冬为杀。文武结合，三分文，一分武，是顺乎天意的。《四经》重视平衡和调和，提出了“度”、“极”、“当”、“宜”等概念，反对过分，提倡适度。
文武二者是一宽一严，相代而起，物极则反，文武对转，这构成了某种天之律则。文武和刑德一样，也是与阴阳四时相对应的（《管子·四时》：“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再进一步发展，就达致了汉初董仲舒所主张的天人感应的思想（《汉书·董仲舒传》载：“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在顾及政治秩序的同时，黄老道家主张先德后刑、始文卒武的统治手法，反映了一种宽厚的政治面向。
从儒家的角度看，文的历史更是比武长久得多。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且以文王为“斯文”之代称（《论语·子罕》：“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可见文王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极为特别。郭店儒简中的《唐虞之道》，继承了孔子祖述尧、舜的理想政治之道，至于宪章文、武之处，则多有明文衷情于文王而罕及武王之现象。联想到孔子曾经批评说《武》（武王乐也）虽然尽美，然而却尚未尽善，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反感杀伐霸气的。
台湾的林素英先生曾写有《从郭店儒简检视文王之人君典型》一文，指出周文王之所以成为儒家人君理想的典型，是因为他具备五德：体道乘命之圣、亲亲爱民之仁、敬君任贤之义、居位尽职之礼、屈伸有节之智。
所谓“体道乘命之圣”，简文曰：“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可见“圣人”之最大特色，在于其具有“知天道”的感悟力，不仅耳聪目明，而且听而遂悟、见而能识，终能上体天之道、下识地之理、中察人之性，而行其所当行。“亲亲爱民”，则是指靠仁德爱民之功收编人心；敬君任贤，是指文王一人而兼具两种政治角色：就其与殷商而言，有臣事于殷的人臣之实；就其在周之国境而言，则有人君之实，因而文王“谓之君，以义使人多；谓之臣，以忠事人多”。“居位尽职之礼”，乃是尊崇德义，且能明于人伦。屈伸有节之智，是指能针对实际情境而权衡利弊得失。
《越绝书》云：“纣以恶刑争，文王行至圣，以仁义争。”孔子认为，周武王以征伐取天下，虽美但并未尽善，周文王才称得上尽善尽美。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即使不得不用武力平定天下，天下既定之后，就应马上转而以文治国，绝不能一味尚武。《经法·四度》：“武刃而以文随其后，则有成功矣，有二文一武者王。”“二文一武”（二分文治，一分武功）的法则，道出了“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之间的轻重关系，颇值得后世借鉴。
曲辰先生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执道治国，说到底就是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相反相成之哲理，调整各方面的关系使之达到平衡，以便国家蓬勃有序地向前发展。故而治理之高境界在于：有文有武，有张有弛，有顺有逆，有开有阖，刚柔并济，刑德互补，互为条件，不相偏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