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篇专栏谓，执道治国，说到底就是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相反相成之哲理，调整各方面的关系，使之达到平衡。
阴阳学说是极具中国思维特征的哲学。阴阳第一次成为哲学范畴，见于《老子》四十二章。老子只在谈论宇宙生成时用到过“阴阳”。在对泰卦卦象进行观察思考后，他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哲学命题。而庄子则在演绎泰卦时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田子方》）。“肃肃出乎天”，谓阴气上出至天；“赫赫发乎地”，谓阳气下发至地，如此恰好成为泰卦─干下坤上。
阴阳概念被庄子大加发挥（《庄子》书中“阴阳”概念出现约 30 次），意涵也变得丰富起来。老子只讲“负阴抱阳”，庄子则具体讨论了阴阳交感生万物、阴阳变化形成规律（“道纪”）等观念，对于后来《易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庄子提到《易》时，曾一语中的地指出周易的核心思想：“《易》以道阴阳”（《天下》）。两个与《易传》相关联的重要命题“阴阳交感而生物”和“阴阳和合以为道纪”，在《系辞》中衍化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和合以为道纪”，正是对阴阳与道的二而一、一而二的属性的概括。
阴阳代表两个最基本的单位，表示不同的变化。道本身是一，但一变化活动便最少有二，就是所谓阴阳。如果只是一，则无所谓活动变化，由一而有二，才是变化。阴阳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没有天高显不出地卑，没有上就看不出下，没有光明就无所谓黑暗，如此等等。中国思想家将这种关系用一个简易的太极图来表示，“太极”在这里代表道本身，而阴阳两端就像两条相拥抱的黑白鱼，它们是太极两种属性的显现，又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浑圆。
“阴阳”与“因果”构成了人类把握世界的两大“思维结构”─西方重“因果”，中国倡“阴阳”。这两大思维结构有很大的不同：“因”与“果”是两种彼此外在、相对独立的元素，“因”不依赖于“果”而存在，“果”一旦由“因”产生出来，也同样具有了独立自存的属性，前者对后者的制约和影响是外在的、历时的、单向的。而在注重“阴阳”关系的中国人看来，“阴”与“阳”构成并服从于统一的矛盾结构，“阴”不能离开“阳”而单独存在，“阳”离开了“阴”也同样失去了自身的意义，二者之间的制约和影响是内在的、共时的、双向的。
以有果必有因的思维线索向上推论，西方人便不得不为感性的现实世界找出一个最初的创造者。所以，在牛顿科学中，世界被看作一个因“上帝第一推动”开始运转的机器。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必然朝熵增加的方向发展，为了扭转衰败的进程，必须为生存而不断抗争。出于对因果关系的强烈偏好，在管理上，西方首先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进行精明的预测和控制。认定这些部分存在无休止的冲突，怀控制的梦想，管理者以为自己有能力将混沌从生活中赶跑。
而以“阴阳”思维来思考，世界不是机器而是生命。在生命世界里，重要的不是控制，而是动态的联系。任何事物都不能独立存在；混沌和毁灭是生命循环的一部分。组织也是生命系统，具备所有生命都拥有的适应和生长能力。由此，需要关注组织当中的人，他们的意图、尊严、情怀和价值，因为这些都是强化关系所必不可少的。
玛格丽特·魏特利所着的《领导力与新科学》，试图在这两大思维结构间架设桥梁。该书把领导力与新科学这样两个似乎毫不沾边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先是解释量子物理对组织实践的意义，然后追寻生物学和化学对生命系统的影响，最后论述了混沌理论与新秩序的创生。作者以新科学为表，实则在质问西方自牛顿和笛卡尔以来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诸如：把世界看成一部没有生命的大机器；将个人劳动者商品化；过于强调科学客观性和科学管理，等等。从作者写的中文版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东方文化对其领导力和组织研究的影响。
承认新科学的古老性，意味着把关系、传统信念、团体和和谐带回到一个现代化的、机械的、技术驱动的世界；意味通过智慧和合作而不是以往的蛮力为混乱的现实创造新的解决办法；意味牢固地树立这样一种认识：是合作让生命变得更加繁茂，而绝不是竞争；意味懂得混沌相对于秩序的必要性，无论是在生命体内还是在一个组织中，混沌都并非坏事，而是建立秩序的必经之路。
然而，我必须说，本人绝不想在管理学和领导力的问题上重复在其他领域一再出现的陈词滥调，说中国文化曾经是、今天依然是如此美妙，可以治疗西方患上的要命疾病。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没有半点好处。正如魏特利在其着作序言中诚恳指出的，以关系为导向的社会不易创新。而且，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型现代化，当西方社会的新科学已经放弃讲述如何控制大自然，而开始探讨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候，我们怎能反其道而行之？
在此，我想说的只是，对西方人来说，从整体的角度认识世界是一项新的技能，而这项技能从来就包含在我们中国人素有的智慧之中。我们其实毋需舍近而求远。古苏菲教义说：“你认为，你知道一，所以你一定知道二，因为一加一等于二。但是，你还必须知道‘加’。”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忘记了中国式的“加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