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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书出生于印尼一个祖籍福建的爱国华侨家庭。37年前，１９岁的陈玉书告别亲人，回国求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文化补习，考入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在北京西颐中学执教７年。“文革”期间，“怀疑一切”也怀疑到了有海外关系的陈玉书身上，政治上的高压迫使一心报国的陈玉书不得不携妻泪别故土，远赴香港。北京这十几年的黄金岁月，在陈玉书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和几十年不变的“板寸”头。至今，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被“误认”为北京人、北方人。抵港之初，陈玉书身上只有５０港元。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什么脏活累活都做过。他当“地盘工”，使尽浑身力气工作仍难以养家糊口。一天，他正在公园里苦虑之时，发现一位瘦弱的女士正吃力地陪一个小男孩玩秋千，于是他主动过去帮小男孩荡秋千，并和这位太太相识。事后得知她是印尼驻香港领事馆一高官的夫人。不久，陈玉书邂逅一位印尼华侨朋友，交谈中无意说到自己手中有一大批急运印尼的货物，在领事馆办商业签证时遇到了麻烦。出于义气，陈玉书主动要求替朋友想想办法。他于是找到了结识不久的那位太太……朋友的问题不但得到解决，并且在税率上享受了优惠待遇，同时为朋友节省了一大笔钱。朋友大喜过望，当即送给陈玉书５万美元酬金。这对当时每月只有４００港元工资的打工仔来说，简直是“洪福齐天”了。“做人之道，助人为乐”，笃信佛教的陈玉书虽曾穷困，却常力所能及地助人，从未想过得到报偿。推不过朋友盛情的陈玉书，本可以枕着５万美金睡大觉了，但他觉得，应该用这些钱，做更多的事。 改革开放后，陈玉书再一次回到祖国。来到北京，得知北京工艺美术品公司有大批景泰蓝产品积压，公司上下正为之焦虑。当时整个世界的景泰蓝生意都不景气，陈玉书凭着对故土的情感和商场经验，毅然买下全部存货，到世界各地举办各种展览会，掀起世界范围的“景泰蓝热”，由此一举获得商场上的成功。为了发展中华民族的特种景泰蓝工艺，他再接再厉，投资１０００万元，改造旧工艺，开发新品种。他不摆老板架子，吃住都与工人们在一起，还与老艺人一道攻关，终于成功地发明了“中华脱胎景泰蓝”，并使它立即成为国内、国际市场的抢手货。陈玉书从此享有“世界景泰蓝大王”的美誉。 商场之外的陈玉书，为人所熟知的是一位作家，是香港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被誉为“文字功力在香港专栏作家中已属第一线”。《商旅生涯不是梦》成功之后，他的又一本文集《历史的回声》也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正式出版。此外，他还经营着一家“繁荣出版社”。近十年来，他几乎将生意全部交给太太黄柏龄和女儿陈健管理，他自己则专心写作，香港回归之日，他的《四谈江泽民作风》一文在香港报纸刊出，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反响。 陈玉书一向热心香港公益事业，被选为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度香港保良局主席。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持社会安良，扶助社会贫弱，重点是保护妇女和儿童。陈玉书在任期间，第一次代表保良局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作为北京慈善总会的创始人，他提议要管好捐款，用到需要的地方，对财产监管使用好，才能对得起前辈和捐款人的苦心。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对于大陆的公益事业，他更积极支持，曾带头捐款150万元给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捐出30万元在云南地震灾区建起“荣成小学”……他还兼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云南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