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布里奇沃特公司创始人雷·戴利奥严守原则的做法，使他在好年景和坏年景都能赚钱。如今，他正在准备应对真正艰难的局面
当前的颓势仅仅是一次严重的衰退，还是我们即将面临大萧条卷土重来？这是眼下人人都在问的问题。可是，布里奇沃特投资公司（Bridgewater Associates）创始人、号称当今世上最大的对冲基金经理雷·戴利奥（Ray Dalio）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准备了整整 8 年。2001 年，他让手下的投资部门给公司计算机系统安装了一个逐行编码的“萧条测量仪”，以便在经济进入大规模去杠杆化时期后调整公司的投资战略和风险预期。所谓去杠杆化时期，是指 20 世纪 30 年代波及世界各国经济，而且此后周期性地大伤市场元气的那种一旦发生就延续数年的过程。去年 9 月 30 日，就在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倒闭几个星期后，戴利奥登录公司系统，发现计算机已经按动了开关。公司的黑匣子这个时候已进入高度警惕状态。
然而，即使戴利奥眼下要求客户做好准备，迎接不同寻常、比一般衰退更加严重的事态发生，他仍然希望自己的基金大发利市。他直言不讳地解释道，由于他的运作方法依赖的不是任何具体市场的走向，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他不应该像过去一样继续寻找有利的投资机会。既然认为前景不妙，他仍然说出这样的话来，的确够有魄力的。
如果是正常年景，我们报道 59 岁的戴利奥的理由，也许就因为他是世上最成功的投资人之一。自从 1975 年在上曼哈顿东侧的公寓一间闲置的卧室里办起布里奇沃特投资公司以来，戴利奥迄今已经把公司发展成一家管理 800 亿美元的庞大基金。他的个人资产估计超过了 40 亿美元，即便在富得流油的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他也算得上是最有钱的居民之一。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过去 18 年里，他的旗舰基金、现有资产超过 380 亿美元的 Pure Alpha 基金，年均回报率达到 15%（不含各项收费）─安然度过 20 世纪 90 年代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网络泡沫破裂、911 恐怖袭击和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一年的亏损超过 2%。去年，70% 的对冲基金发生亏损，资产平均缩水了 18%，而 Pure Alpha 的毛回报率依然高达 14%。
然而，眼下不是正常年景。戴利奥引人瞩目的原因，不在于他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他赚钱的方法，以及他用来了解市场、各种组织、整个经济乃至生活的精确分析手段。
戴利奥是否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了不起的投资人之一？“不，”他说。“首先，我不知道‘最了不起的投资人之一’的定义是什么。这是个毫不相干的问题。我最怕的是乱套。这种担心迫使我发问：‘咦，这种事情会发生吗？那种事情会出现吗？既然它在日本发生了，我又怎么知道它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戴利奥说，自己是一个“极度现实主义者”，意思是说，他迫切想了解主导世界运转的那些真正规律，同时又不夹杂主观的价值判断。“我觉得，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不能容忍不充分的回答。”布里奇沃特投资公司联合首席投资官之一、现年 50 岁的鲍勃·普林斯（Bob Prince）说。普林斯在 1986 年就进入公司。“他会一层一层地剥掉外皮，找到关键的真相。”戴利奥一生中的每项活动─从管理公司到狩猎时拿弓箭悄悄接近野猪─推崇的都是采取经过深思熟虑的步骤，以实现自己想要的结果，在做投资决策时尤其如此。“我特别热衷于寻找明确的原理。”他说。“我不相信本能反应。你在市场上这样做效果不会好。我做不到。我需要看到前景。我需要一个实施计划。”为了制定计划，他通过计算机模拟不同时段和世界不同地区来检验这些操作战略的风险承担能力，以确保它们能够“不受时间限制，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全是小心谨慎─也是高度训练有素─的概率投资策略。
在市场一派兴旺的那些年份里，许多对冲基金经理把大笔杠杆资金用来赌股市看涨，赚得了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后来，少数基金经理因为预见到了经济衰退也发了大财。这不是戴利奥的风格。（实际上，他讨厌被人叫做对冲基金经理。）就此而论，他不会用大量借来的钱加大他的赌注─他的杠杆率约为 4 比 1，远远低于其他投资人以往的比率。与想法古怪的肖（D.E. Shaw）和复兴科技基金（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的吉姆·西蒙斯（Jim Simons）等同行一样，戴利奥把自己的见解变成数学公式，然后用功能强大的计算机系统搜索世界各地的几十个市场，寻找定价有偏差的资产或其他机会。戴利奥和他的计算机不只是关注股票、寻找彼得·林奇（Peter Lynch）所谓的“10 倍收益股票”，而且高度关注货币市场和固定收入证券市场，一点一点、稳稳地赚上一倍、两倍、偶尔会达到三倍的回报。看得出来，这种方法有可能获得十分丰厚的收益。
布里奇沃特投资公司总部是一幢不起眼的砖石玻璃结构三层楼房，坐落在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县一片 22 亩的茂密林地中，在格林尼治海岸以北约 20 英里。公司在附近的其他三座楼里新添了办公场所，这是因为它管理的资产急剧增加─在过去 10 年里年均增长率超过了 40%，所以必须出资聘请新员工，增强技术力量。自 2000 年以来，公司员工从不到 100 人发展到 800 人左右，仅仅在客户服务部里就有 100 多名雇员。
与一般对冲基金不同的是，布里奇沃特投资公司不为富人管理金钱，而是只跟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等大型机构合作。眼下，公司有 270 个客户，其中大约一半是美国国内机构，一半在海外。和普通对冲基金一样的是，它对受托资产收取 2% 的管理费和 20% 的利润分成。
不过，它与投资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从对方的钱财中分得一份。公司的分析师还向客户提供一系列调研服务。“我喜欢他们做的每日经济报告。”洛斯公司（Loews Corp.）首席执行官吉姆·蒂施（Jim Tisch）说。“这是我每天必读的东西。”分析师们还随时按照客户的要求提供服务，或者审查客户的投资组合─甚至包括把资金分流到其他对冲基金。“我不把他们当作服务提供商，而是当作合作伙伴。”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养老基金投资主任约翰·兰恩（John Lane）说。这个拥有 75 亿美元资产的养老金组合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就投资于该公司。“如果不听取布里奇沃特公司的意见，我们不会对投资战略作重大改动。”
尽管资产管理业最近饱受丑闻和倒闭的困扰，兰恩仍然完全信任布里奇沃特公司。“在与我们合作的所有投资公司当中，”他说，“他们是最值得信赖的。”谈到信任问题，戴利奥指出，客户的钱财都在公司外部保管人那里，他的机构客户经常来势汹汹地审计公司的经营状况。
戴利奥身高 6 英尺，体格健壮，不会见客户时爱穿棉织开领衫和灯芯绒裤子。他的办公室朴实无华，到处挂妻子和四个孩子的照片，窗外可以看到从林地横穿而过的索格塔克河。周围的乡土气息令他心情愉快。他是全国鱼类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National Fish and Wildlife Foundation）理事会成员，酷爱钓鱼和弓箭狩猎活动，猎物从南非野牛到野猪一应俱全。他说自己喜爱户外运动─他还喜欢用滑雪板滑雪─主要是因为他崇尚大自然的精美绝伦。他说，相比之下，“人类看见或制造的任何东西都过于简单了。”
为了保持头脑活跃、富于创意，戴利奥每周要打坐五次左右，每次 20 分钟。他说，早在“1968 年披头士们开始这种修炼时”，自己就学会了。他还是个狂热的音乐迷，而且什么音乐都喜欢。他在纽约市的歌剧院里有一个专用包厢，每年长途跋涉去新奥尔良参加爵士音乐节，定期与妻子一起去跳萨尔萨舞，对蓝调布鲁斯也情有独钟。
同许多亿万富翁级的基金经理一样，戴利奥拥有自己的慈善基金会。过去三年里，他出资在报纸和电台上打广告，支持一个名叫“让我们重新定义圣诞节”的运动，该运动呼吁人们向慈善机构捐钱，而不是沉湎于惯常的炫耀自我的节日消费。
尽管戴利奥说自己读书不多，但最近在他的办公桌上摞 20 几本有关经济危机的书，其中有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大萧条论文集》（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1929 年大崩溃》（The Great Crash of 1929）。每本书里都夹便签纸，书页空白处有随手记下的心得。他还在手边放了一个活页夹，里面是他收集的上世纪四个重要去杠杆化时期长达 100 页的详细时间表，这四个时期是：20 世纪 20 年代魏玛共和国极度通胀、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期间的全球经济危机、80 年代的拉丁美洲信贷危机，以及 90 年代开始的日本 10 年衰退。他说，这份时间表提供了“一种有关每个时期应该做什么交易的虚拟经验”。
戴利奥说，在这四个历史时期中，当前的形势与大萧条最相似，因为其问题具有全球性。不过，他不爱用“萧条”这个词。他认为这个词太吓人，现在如果用它，会使人联想到当年遍地的流浪汉和收容失业者的“胡佛村”，并且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不再去关注造成当前态势的缘由。他想用自己造的词：“D－过程”（D-process）。
戴利奥说，大多数人认为，萧条就是一种真正、真正恶劣的衰退；而实际上，两者不尽相同，但均属于正常现象。衰退是因为中央银行采取紧缩银根政策而造成实际 GDP 下降，此举通常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待央行压力减轻时，便会停止实施。不过，D－过程发生在某经济体出现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货币政策不再有效之际，这通常是因为利率接近于零，央行无力刺激经济回暖。作为补救，债务的价值必须减记（此举有引发通货紧缩的风险），否则央行必须加印钞票（这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或者以某种形式双管齐下。
近几年来，美国债务水平占 GDP 的百分比扶摇直上，达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初创下的历史高点。美联储的基准利率眼下一直在略高于零的上方徘徊。因此，在戴利奥看来，这显然表明 D－过程出现了。“看来很有可能的是，股价会大大下降。”他说。“我们不得不经历一个重大的债务重组过程，大量的资产会被出售，而且是巨额资产，买家却寥寥无几。”
就连对冲基金的投资人也不能幸免。根据布里奇沃特公司的调研结果，对冲基金业的总价值相当于标准普尔 500 指数的 75%，就这个问题，戴利奥迄今已经发出好几年警报了。“太多的人对经济正增长怀有一种系统性偏向。”他说。“我认为，我们即将面临的是经济态势继续恶化，尽管大多数人都期待它会好转。”他预计，到 D－过程结束时，这种态度很可能会发生逆转。
戴利奥在纽约长岛长大，父亲是爵士乐手，母亲是家庭妇女，他是家里的独子。他父亲会吹单簧管、短笛、长笛和萨克斯管，而他从来没有耐心学习任何乐器。上世纪 60 年代初他还是个孩子时，便在附近的高尔夫球场里当球童。当时的股市牛气冲天，12 岁的戴利奥听说了足够多的炒股高招后，决心去试试水，于是便去找他的叔伯借钱。待到自己买的第一只股票─东北航空腾飞后，他也上了瘾。
从长岛大学毕业后，他去哈佛商学院拿了 MBA 学位，接到多米尼克经纪公司（Dominick & Dominick）当了一年大宗商品交易部主任，最后去海登斯通公司（CBWL Hayden Stone），成为桑迪·威尔（Sandy Weill）的手下，具体工作是利用期货来帮助企业对冲其市场风险。一年后，他自己开业搞咨询，帮别的公司对冲利率和货币风险。作为副业，他用自己的钱做投资，并且开始积累交易“决策规律”─起先是记在笔记本里，后来储存到电脑里，这些规律可以进行后推检验，看看它们在不同时期和市场上是否可行。80 年代中期，他靠自己在提供高质量调研方面的名声，获得了为世界银行管理 500 万美元固定收入资金的机会，并且利用这笔钱赚取了投机回报。1990 年，他用洛斯公司和柯达公司的钱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投资项目。
布里奇沃特公司的旗舰基金起名叫 Pure Alpha 绝非偶然，它代表了戴利奥采用的一种投资策略─“可携阿尔法”（portable alpha），又称 alpha 与 beta 分离法─他当年开始采用此法时，尚属创新之举，但如今在华尔街更加曲折的过道里已经司空见惯。“雷·戴利奥认识到，传统的投资组合模式太不自然。”安杰罗·卡尔维洛（Angelo Calvello）说。卡尔维洛在道富全球顾问公司（State Street Global Advisers）和曼恩投资公司（Man Investments）担任过高管，在可携阿尔法方面着述甚丰。“他真正改变了人们过去对投资和分散风险的思考方式。”
从投资的角度看，beta 是一项投资可能从某个基准指数─比如标准普尔 500 股票指数─的上下波动中获得的被动回报。Alpha 则是衡量经理人回报的标准，即在同等风险下超过 beta 的部分。针对自己的基金，戴利奥开发了一种“alpha 覆盖”法，使他能够拨出一定的资金去重复某个投资人选定的基准，然后在其他资产类别之间自由游动，寻找最有可能的“alpha 流”，即回报机会。这是他多年里总结出来的应用交易公式的完美方法。
于是，戴利奥毫无讽刺之意地说，他发现了投资之道的圣杯，“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发现了这种东西，你就能发财，投资就能成功。”不幸的是，这个圣杯不是一般人能碰巧得到的法宝，而是一个公式：15 个或 15 个以上彼此不关联的回报流，有 beta 流，也有 alpha 流。根据戴利奥的说法，这种投资可以降低 80% 的风险。当然，难就难在首先能否找到一大批可靠的、彼此无关联的赚钱机会。（假如容易的话，岂不人人都能做到。）而且，它需要冒的风险远远超过资本的限制。如今，布里奇沃特公司的计算机在大约 100 个不同类别里搜索世界各地的机会─从针对工业金属价格的定向投资，到针对两个新兴市场国家利率对比的相对投资。对基金进行如此宽泛的多元化经营，减少了一锤子买卖的风险─同时也制约了 Pure Alpha 基金对任何一个市场可能产生的影响。
布里奇沃特公司对 Pure Alpha 系统信心十足。就在几年前，戴利奥做了一件华尔街上罕见的事─把钱拒之门外。2005 年底，戴利奥和手下觉得已经到了自己投资能力的极限。他们决定不再接新项目，全力以赴搞他们的最佳战略。他们当时管理的资金有许多被分流到─比如说─运用更加传统方法的环球债券风险投资项目上，而不是 Pure Alpha 基金。这样，他们让客户可以选择把资金转到 Pure Alpha 基金─如果客户认为可携 alpha 法不符合其机构投资理念的话，也可以选择把钱取走。
结果，布里奇沃特公司的确损失了几个客户，但却为现有客户扩大资金投入提供了空间。眼下，除了 Pure Alpha 基金拥有的 386 亿美元之外，布里奇沃特公司还在一个名叫“全天候”（All-Weather）的投资项目里拥有 179 亿美元，后者起初是戴利奥为他的家庭信托基金创立的。全天候是一个“被动”基金，旨在提供的长期回报率相当于 60/40 股票－债券投资组合，但风险更小（去年降低了 20%）。对于宁愿多担风险的投资人，还有一个 Pure Alpha II 期基金，其投资方法与旗舰基金完全一样，但波动幅度要小一半。
几年前，戴利奥仔细研究了正在快速发展的公司，认为必须制定自己的价值体系，使之成为公司的运转和管理的模式。于是，他坐下来，想写一份有关这些原则的大纲，结果却成了一份长达 62 页、不同凡响的文件，要求公司每个雇员都得学习。（趣例举隅：“公司雇员必须推崇追求真理的精神，甚至甘心为此受辱。”）
“假如把五位组织心理学家关在一个房间里，要求他们为公司文化设计一份完美的蓝图，他们最终拿来出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退休咨询顾问鲍勃·艾兴格（Bob Eichinger）说。艾兴格过去 50 年里一直致力于研究企业人才管理，目前在布里奇沃特公司兼职。“他想设计出一种使人才得到自由发挥的文化。”
与一般公司的氛围相比，这种设想的结果显得很激进。为了保持自己极度现实主义的形象，戴利奥坚持搞全透明管理。比如，每次会议都录音存档。要求员工经常做出直言不讳的反馈，包括召开“刨根问底”会议，讨论员工没能完成任务的原因。如果员工不在场，经理们不许就对方的表现进行评估。戴利奥认为，错误是学习的有力工具，因此每当出现问题，员工都必须在所谓的“问题日志”里写一份备忘录。戴利奥热衷于英才管理的理念，他鼓励下属与上司争辩─也要求上级鼓励下级这样做。“我们讨厌自以为是。”他说。
如果年轻雇员─公司办公楼里四处可以看到最近从名牌学校毕业的高材生─需要了解这种英才管理可能带来的机遇，他们只要看看 34 岁的格雷格·詹森（Greg Jensen）就可以了。詹森现任研究部主任，在公司每周一次的投资战略会议上，他是仅次于戴利奥和普林斯的第三位最有发言权的人。詹森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后直接来公司当了一名实习员工，并且很快就得到逐级晋升。“我喜欢这里，因为你的贡献能得到一种合乎逻辑与原则的评价，而不是凭当权者的好恶。”他说。
不足为奇的是，并非人人都适应这种气氛紧张的文化。一位前雇员说：“它既是控制心智的邪教，又是世上最快活的地方，这要看你是否认同它。”即使是一些眼下感到快活的员工，也说初来乍到时需要有一个适应期，并且承认那些咄咄逼人、直言不讳的反馈并不全都那么有趣。有几位雇员谈到了这种开诚布公的做法能使人充分发挥作用，还有几个甚至举例说明，接受这种襟怀坦白的方针后，他们的个人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也许更加说明问题的是，戴利奥的制度带来了他所期望的结果。他说，他对自己的主张时时受到质疑丝毫不感到难堪。实际上，他巴不得大家这样做。“我拿出自己的结论，然后对大家说：‘请多挑毛病。’人们往往认为我之所以取得成功─或者不管你怎么叫它─是因为我是个真正善于决策的人。我却以为，真正的原因是我对决策不那么有信心。所以，换句话说，我对任何事情从来都没有把握。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这就是让他始终对不断变化的世事保持警惕的原因。“假如我以前不得不做出许多长期决定，我的成就会逊色得多。”他说。“我处在这个位置上的好处是，我有能力做到明天就改变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