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到六月底，中国内地不少大学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签约率大约能达到35-45%，这意味着很多大学生仍然需要找工作。今年在中国内地的大学生就业难题一直是社会与媒体关注的焦点，事实上这同样也是国际社会与媒体关注的焦点，在美国与欧洲的民意调查中，就业问题也是大家感受经济不景气的一个重要指标领域。在其他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或者国际学生今年也是把到中国寻求实习或者就职作为一个重要出路，而如果不是在危机年份类似的情况就要少得多；而在中国国内，更多的大学生为了能够及时就业，开始考虑以往可能较少会考虑的中小企业，异地就业，在非自己学业的专业学科领域就业，在类似营业员、销售员、收款员这类的操作型岗位就业。有一点很确定，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危机的原因，中国的高等教育将扮演把全国各地的人才吸引到中心都市甚至国际都市，然后这些受教育人才则愿意靡集在这些地方与相对较有规模与名气的机构，导致人力资源无法实现均衡分布的结果，而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人才出现了显著的下移、分散化与多样性选择的可能，而更多的社会经济部位则有可能因为人才结构的改革而获得新的生机与动力。
根据零点调查的最新调查报告，我们一点也不奇怪地发现人们放在网络游戏、交友、看电影与其他娱乐上的消费投入增加了，而且这一点与美国的调查数据也很吻合，但更多的国内职场人士选择在目前单位安静卧槽、加强在职学习、遵守考勤、主动加班的方式来对待现在的工作（这也许是很多老板很期望看到的久违的情况）。aihuau.com在全球范围内，在裁员的风声鹤唳之下，有更好的在职表现是一个普遍的行为选择，可能在景气时期很大的企业文化投入换不来的敬业表现在危机时期可能不期而至。有意思的是，在繁荣与景气时期，事实上从老板到员工都是天天在消费着曾经学习到的有限知识，而很少吸收系统的新知识，而在危机时期从普通员工到管理者的学习行为更加普遍，接受系统培训的积极性也更高，读书行为也增加了，危机反而促进了对于新知识的吸收。危机是上一景气周期的结束，也是下一景气周期的开始，危机时期的学习与敬业行为可以显著地提升在下一景气周期的吸引力，在这个意义上危机也就不只是问题，而是一个自然的为下一繁荣周期提供能量的积蓄时期。
而危机最大的积极面体现在对于相关知识的反思与社会关系的改善上，结合零点调查在2003年萨斯期间、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期间与刚完成的针对经济危机期间的公众心理跟踪研究结果，均可以得到相关的这一判断：萨斯流行期间人们对于健康卫生习惯有了比较大的反思，个人卫生习惯有了比较大的改进，同时在此期间家人亲友、同事与陌生人关系得到显著改善；汶川大地震期间，人们对于地震与灾难预防与救助知识进行了反思，公益行为倡扬，灾区居民与一般民众的人际关系感受与信任感改善，人们对于人群中的善良潜力有了空前的感受；而在经济危机时期，人们对于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经营管理模式也有了反思，消费与投资行为有所调整，与同事、家人与亲友之间的交往密切度增加（零点调查的最新数据显示，现在大家回家与父母一起吃饭、与同事分享美味零食、一起聊天与分享故事的时间都有明显增加），友好度与协调度也有提升。有一点是共同的，危机时期的人际关系改善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当然比较欧美发达国家居民目前对于经济危机的消极感受，中国与大部分金砖国家的居民对于经济危机的消极度就没那么高，而相反对于本国走出危机的乐观度很高，其中中国印度更是表现突出——他们虽然感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是更快预期本国会较快走出经济危机（中国居民有超过七成的人相信中国能在一年到两年内走出危机，八成四的人相信中国能对全球走出危机做出积极贡献，而相应地相信本国能在一到两年内走出危机的英国人只有三成四、德国人是两成五、法国人是三成、美国人是三成三），而且在全球主要国家，年轻人比较大部分成年居民有更大的危机压力，并且他们对于危机发展、政府治理能力、个人工作机会的信心比年长与他们的人更低，这一点与中国也有很大不一样，中国的年轻人总体而论比成年职业人士对于危机的乐观度要高，而对于未来发展的乐观度则更强。很多人对于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向表示担心，但是在社会流行文化、网络舆论主导与社会机会把握上，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年轻化的社会，这种年轻化特征使得这个社会更加具有向前看的能力，因此虽然在危机时期包括打工青年、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年轻人就业机会受到挑战、消费支出需要做出某种节制，但是着眼于未来的思维模式依然让他们能够超越眼前遇到的困难，也更能忍受某些暂时的不顺利，而尝试以某些新的方式展开新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