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令人担心的问题是，我们的政治家们是否意识到了他们很难做到在使用立法或调控手段对全球体系进行恰当控制的同时，能够避免带来无意识消极后果。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英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的做法，那时它通过阻止人们把金钱带到国外消费来修补其金融体系。但实际上，这个表面上看来极其不错的阻止货币贬值的做法却被事实证明带来了巨大灾难。这种修补做法使得英国后院起火，几乎摧毁了英国中产阶层的所有储蓄。这就是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在面对今天汹涌澎湃的资金狂潮时，需要采取一种审慎应对的策略。要知道，全球市场也有像野兽一样被激怒的时候。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相当奇怪的新时代，除了出口商品的国家（俄罗斯和其他石油出口国）之外，全球经济正在越来越超出政府的实际控制—即使中国经济也无法由中央政府轻易控制。在这个新世界中，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融入其中并试图发挥重要作用。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举个例子来说，政府机构—比如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由第三世界债务方组成的巴黎俱乐部①—在帮助协调资金流动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新兴市场债务的偿清和全球现金流量的大增，这些政府机构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着其重要的协调作用。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和印度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签署廉价的贷款合同，以换取这些市场的商品—比如说石油。但这些政策在不同程度上也引起了其他经济体的抱怨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张。现在，有一些人就认为，中国从全球货物和商品贸易体系中获利的同时，却没有做出促进这个体系稳定的行动，而是破坏了这种稳定性。实际上，中国和一些国家都在与世界银行竞争，而且出价要比世界银行低，与世界银行不同，它们的贷款并不牵涉环境或者人权标准问题。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都正在使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边缘化，其中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2007年4月14日那个周末表现出来的。在那一天，工业化国家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中国的身影。在2007年10月初的一次会议上，中国派出了一个并没有实权的代表参加会议，而高级官员并没有参加。他们缺席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他们更加关注国内的紧迫问题。在第4章，我将阐述中国与世界在未来那种无法确定的发展关系。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2000~2003年）首席贸易顾问格雷格8226;马斯泰尔认为，在未来会出现很多混乱局面，其中包括即将到来的对环境政策的争执。马斯泰尔说：“如果中国放开钢铁和化学工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或者对这些行业支付大量补助金，那么美国和欧洲的相关竞争行业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这是因为WTO（世界贸易组织）附则规定，美国和欧洲没有权力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实际关税税率进行干涉。WTO允许的贸易限制只适用于“对濒临耗竭自然资源的保护”。针对国家的环境制定的贸易政策是非常模糊的，也是很不到位的。马斯泰尔预计，美国和欧洲的核心产业将会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挖空，而它们在法律上却无能为力。
然而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资金流动确实弥补了美国预算和经常账户的不平衡。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全球的资金必须保证能够自由流动。如果这些资金停止了流动—不论是因为政府的干涉、党派的严重分歧，还是由于国家之间贸易争端所引起的国际秩序混乱—那么这对全球的整体负面影响将会是巨大的。全球的资金管理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在一个受情绪和心理控制并且以市场为主体的新世界中，存在于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地区主义所摩擦出的零星火花都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可能不喜欢这种体系的独立性，但它却是当今的现实状况。在这个各部分相互连接的新世界，悲观主义往往具有高度传染性。市场理论家推测，环境的力量和自由贸易的推动力是相互碰撞的。如果美国明显要重走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那么由全球自由流动资金所建立起来的对全球企业模式的信念将会面临一夜之间干涸的危险。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为今天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的分歧与争端很容易就演变为明天的贸易和商品战争—这会形成一个令人害怕的资金堵塞、停止流动的时代。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两党之间的分歧渐趋消失，它们都支持开放市场、强势企业家资本主义和自由流动的国际资本市场所代表的经济成功发展模式，财富更多地来自想象、发现和创新。在最近几十年里，美国毫无疑问地成为技术突破的温床—从iPod到Google再到YouTube，而新的突破还在继续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