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慢慢地，全球体系也会显现出更大的脆弱性。最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就对美国国会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一个政府机构，它有权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拒绝批准海外资金对美国的投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具有关键的国家政策功能，它的目标就是垄断性的资源独立国（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俄罗斯，等等）控制着的大约2.5万亿美元的十几只主权财富基金（简称SWFs）。但这里的问题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监督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中所做的这些必要的努力是否会超出它所声称的国家安全的考虑呢？它早先的做法好像并不是那么鼓舞人心。而欧盟委员会也正在对主权财富基金实施远比美国严格的限制性措施。有些人认为，这是欧盟当权派利用这个机会以增加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能力。然而，西方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政治焦虑不会无缘无故地就消失。毕竟，中国、印度和产油国控制了全世界大部分的过剩储蓄。到最后，比如说，如果克格勃控制的俄罗斯政府或者中国政府要购买微软、Google……或波音10%~15%的公司股权，并且还要寻求这些公司董事会中的席位，或者要探寻公司发展的私密信息，那么美国人是不是能大大方方地允许呢？如果不能，那么俄罗斯、中国和沙特阿拉伯政府对西方国家在它们经济体中的投资会做出什么反应呢？如果要在全球市场的自由企业与政府投资的战略决断之间划一条分界线，那么这条分界线在哪里呢？在最近一次的欧洲商务旅行中，我与欧洲一家主要中央银行的行长进行了会面，他告诉我他最近到上海访问的一些情况。中国政府给他们提供了城市旅游服务，带领他们驱车35分钟来到了上海郊外的一座小城镇，这是一座新建城镇，可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办公楼。这位欧洲官员向接待人员表达了疑惑：“这些大楼太壮观了，但里面却没有人办公。这是为什么呢？”接待人员回答说：“这些办公大楼不可能永远空着。很快，这里就会进驻我们政府新的海外投资机构。”这位行长说：“我知道中国政府现在正在调整中央银行的储备策略，也就是说这些储备资金已经不再仅仅发挥储备功能了，而是跃跃欲试地向全球投资。”中国接待方则回答道：“是有点这种趋向。”他的这种肯定回答实际上也引出了一个问题—世界上的发达经济体有没有一种有效的策略来应对不断增长的流动性投资呢？然而，更加混乱的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主权财富基金都倾向于对西方企业进行被动、非杠杆化、长期性的投资。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它们是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最有可能在最后时刻退出的投资。在下一章，我将探讨在今天被称为对冲基金的流动投资。在全球经济大规模衰退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下面的状况：当大型主权财富基金与工业化世界的中央银行携起手来，以应对工业化世界市场之中弥漫的对投资的悲观情绪时，对冲基金却在做空全球经济，或者逼迫全球经济把赌注都压在它们上面。一些小型的、独立性更强的主权财富基金会让市场更加混乱，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在全球交易中聚集起来的私人对冲基金投资而做空市场。在这种背景影响下，今天的世界好像正在从经济全球化的里根–克林顿模式和毫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机制转变到19世纪的全球化模式的复兴—一个新的重商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到处充满着基于政府控制的政治议程和资本变动的秘密协定、秘密交易和紧张状况。最近几十年里发轫于工业化国家的那种善意的G7政策协调机制也渐趋式微。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所谓的自由资本市场也处于围攻、夹击之中，颓废之势日显。最终的结果是，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呈现迅速瓦解、迅速崩溃的趋势。今天，世界在金融领域正在进行着一场重量级的重构。美国—这个曾经以透明度、法制规则、良好的政治环境，以及所有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打造出来的信用“堡垒”，正在被全世界一些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审视着。当其他国家已经开始效仿美国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并且成为全球投资市场的新宠儿的时候，美国却发现自己处在了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结果，全球金融活动的中心开始逐渐从美国这个金融的核心重镇偏移—这一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处境竟然极其相似。如果你怀疑这一点，我完全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一位瑞士银行家最近向我透露，有一家中国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就是得到了瑞士银行的部分帮助。在达成这项交易的过程中，这家中国公司绕过了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中心（它们是传统上的全球金融中转站），而直接与迪拜的金融机构取得了联系—这在10年前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由于美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尤其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正在失去其作为全球投资市场值得信任宝库的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
这就是世界资本市场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世界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失去一个其赖以支撑的，虽然问题不少但却支持自由贸易、开放资本的根基国家—美国。然而要想真正了解我们面前的风险，就有必要先了解，我们目前的困境是如何造成的。也就是说，全球化是如何转变的，在我们的周围究竟存在哪些令人恐惧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