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耶鲁大学国际贸易教授杰弗里8226;加滕认为，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除了根据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行动采取更加协调的政策之外，别无他法。加滕认为，如果没有协调政策，这些基金就会引起国家不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应该成为国际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类投资应该进入贸易谈判的正常讨论程序。主权财富基金掌控者应该利用自己的官僚政治式的控制地位与国际合作伙伴探讨需要投资的数额，以及投资的性质和目标。
巴迪安和哈林顿指出，这种官僚政治式的做法会产生一种严重的保护主义倾向。现在看来，对外国投资的阻碍，尤其是在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正在迅速上升。当然，对“战略意义”的界定也已经深受官僚政治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如果需要的话，一个国家大多数的经济行动都可以界定为“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更加复杂的问题是，私有和政府所有的限制性界线已经日趋模糊。我曾经与一只主权财富基金的高级决策人探讨过，他就对别人把他看做政府的政治工具非常气愤。他的主要观点是：“作为金融行业的专业人士，我们成功的标志是，我们管理的主权财富基金获得了良好的投资回报，而不是其他的东西。”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主权财富基金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有一些主权财富基金就是政府的附属物，而其他则是专注于投资收益的真正的投资实体，它们才是稳定和增强世界经济的助推剂。后一种主权财富基金中的大多数都采取“买入并持有”的策略。作为长期投资者，它们会首先选择在一种资产价格下降时把资金投向市场。然而，其他主权财富基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想为自己幕后的国家获取战略性收益。以上这些虽然听上去不是那么让人欢欣鼓舞，但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忘记美国在过去25年前所未有的财富创造和贫困人口减少的进程中，从自由流动的全球资本体系中所获得的收益。而且，麦肯锡全球学会预计，仅石油出口国和亚洲各中央银行的投资（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已经使美国的长期利率降低了75个基点。这种债券投资和其他形式的投资在将来还有可能增长。另外，除了由主权财富基金所带来的战略考虑的复杂性之外，来自于上百个经济体的数以百万的“善意”国外投资者都把美国看做是既相当安全，又可获得良好投资收益的优良港湾，这也导致了他们最终的投资选择。在过去25年的金融全球化时期，美国出现不景气的时间仅仅占到5%。而在以前没有实现金融全球化的25年时间里，美国经济处于萧条状况的时间占到22%。尽管对财富分配的不均衡抱有很多不满，但美国人对这种新的金融体系下繁荣的股票市场和低利率还是有极大热情的，然而，如果由于对经济发展的未来丧失信心而导致经济衰退，则情况就会发生改变。当然，美国人也能很快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因为其他国家都在借助全球化的力量来增加财富。在面对全球金融权力已经转移的事实之后，华盛顿的政治领导人却像是天真的傻子。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仍旧我行我素，就好像全球金融体系根本不存在一样。但政治领导人有时也会发表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他们认为，世界上一些非民主国家的经济体无法（或不愿）遵从正常的金融秩序，美国在这时候就应该保留从这个秩序中走出来的可能性。但由于美国并没有经历过非常高的长期利率和飙升的失业率的负面影响，再加上美国公司的制约作用，因此，美国并没有选择从这个秩序中走出来。美国政治领导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这个流动着巨额资金的奇怪的新世界中只有一个选择。重复一下，那就是：使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最欢迎的长期投资目的地。这就意味着美国要保持过去25年中支持企业发展的资本主义模式。同时，这也意味着建立一种新的金融秩序以促进公众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普遍信任。但今天，我们的政治候选人却排斥这一发展模式，因为当前他们对民粹主义的反对企业过度发展的政治信条一直顶礼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