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将干部变成企业管理人员，这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和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作为中国移动通信设备生产企业唯一的上市公司，东方通信公司在转型过程中成绩斐然。
在中国当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商有有利的一面，也有困难的一面。有利的是，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大移动通信市场，现在已有逾六千万人拥有移动电话，而且这个数字在不久的将来还会上升至数亿。数年之内，中国将超过美国而成为移动通信最大的市场。去年，中国就已经超过了日本。
在移动通信设备这个行业里赚取利润比其他行业容易得多，例如汽车制造业，现在生产过剩，同时又面临暗淡无光的市场需求。
除此之外，这个领域里的新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德国移动电话制造商西门子公司一位经理六月份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过去，我们会做十年的计划，后来变成了五年。现在，我们只往前看两到三年，根本弄不清楚更长时间以后市场会是个什么样子。”
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的结合将成为具备研发能力的制造商最大的挑战和成长机遇。东方通信公司不仅仅在中国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开发部门，还在美国建立了一个研发机构。
困难的一面是，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上竞异常激烈。任何希望保持全球竞争地位的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商都不可不来中国一试。世界最大的三家移动通信设备生产商是芬兰的诺基亚、瑞典的爱立信和美国的摩托罗拉，这三家公司在中国市场上也坐了头几把交椅，共占近八成的中国市场，他们将国内的竞争厂家远远甩在后面。
三家公司都在加强在华活动，增加对华投资。诺基亚公司今年五月宣布将在北京兴旺（国际）工业园投入巨资。这座工业园占地50公顷，耗资约100亿元人民币，将在三年内完工。诺基亚在北京的合资公司届时也将庆祝其在华成立15周年。
其他的外国电子产品大公司也积极挑战，希望跻身前三名。例如，德国西门子公司六月底宣布，将在中国市场上投入近10亿美元用于开发无线产品。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年内，西门子公司在全亚洲的投资将达150亿美元。荷兰的飞利浦公司也宣布了类似的计划，身着蓝装的飞利浦女郎已经开始点缀大部分中国都市的移动电话柜台了。
竞争趋于白热化，新科技不断涌现。营销手段千变万化。一方面是新玩意儿和时髦机型推陈出新，一方面是永无休止的产品降价。
问题不在于中国消费者是否会使用移动通信，而在于他们会使用什么样的移动通信。
施继兴是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他承认，变化如此之快，令消费者很难做出抉择。消费者可以得到的选择越来越多，而制造商则必须预测这些选择是什么。
继GSM之后的CDMA在中国有没有前途？以前在CDMA投入的资金是应该一笔勾销，还是暂时搁置，抑或应该重新启用？无线应用协议（简称WAP）的新标准果真就是互联网与移动电话结合的未来吗？中国消费者是否愿意像日本人一样为所有这些小巧的玩意儿付钱，还是他们会等更便宜的价格？
中国的移动通信将以数据为主，还是像某些专家所说的，其未来的发展会与世界潮流相反，仍然更多地以语音为主？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意味着朝哪一个方向投入巨资，及时拿出正确答案可为公司带来一笔财富，错误的决策则会血本无归。事实证明，要抓住中国消费者并非易事，无论挖掘市场的是外国还是中国企业。例如，2000年上半年，外国制造商在中国合力推行WAP。为了让中国消费者做好使用WAP电话的准备，大型展览、广告和媒体宣传一起推出，但此举目前尚未见到成效。
到目前为止，消费者并没有对WAP电话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中国大城市的用户抱怨没有多少服务，而且太贵。也许已经卖出去几千部WAP电话，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这两大无线通信持证公司目前还不敢收取WAP电话客户的任何费用。
简言之：东方通信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东方通信是中国最大的移动电话手机和移动通信基站生产厂，急于加入与世界领先的外国公司之间的角逐。但在全球竞争中，该公司必须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东方通信与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摩托罗拉在中国销售的移动电话一半是东方通信生产的。但是，东方通信也开始研发自己的品牌，其产品在1999年已占中国移动电话和传呼机市场8%的份额，占中国基础设施市场15%的份额。
施继兴说：“我们与中国移动通信市场三大巨头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比国内任何一家竞争者都离得更近。”移动通信并不是国内生产商由于外国产品对市场的支配而受到重创，但能迅速收复失地的第一个市场。中国头号PC生产商联想公司就是一个好例子。六年以前，PC消费品市场似乎是任何一家中国公司都不能进入的禁区，但现在联想公司已占领了这一市场。
施继兴引用另一个中国企业成功占领受外国产品支配的市场的例子，他说：“以交换机市场来说，九十年代初，大约在1992年，这个市场几乎全部为外国公司所垄断。现在，国内制造商已经占领50%的市场。这花了他们五年的时间。我们认为，中国公司也需要五年时间才能拿下50%的移动通信市场。”
他又说：“在传呼机的生产上，中国公司已占到这个市场的50%。这方面我们公司属于后来者，因此只占到了市场的10%。我们预测，在另一些用户产品中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因此，东方通信不仅仅面临外国公司的竞争，还必须密切关注来自国内企业的竞争。施继兴说：“我们研发自己的产品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这是其他国内公司不具备的能力。在国内品牌当中，我们是首创者，也是领先者，因此，我们处于非常优越的地位。如果国内企业能占到50%的市场，我们期望占到其中的15%。总的来说，只会有两三家较强的竞争者会生存下来，不会有更多。我们会成为其中之一。”
在与外国公司竞争更大市场份额时，东方通信和国内其他企业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但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市场保护主义行为将不再得到许可，中国必须在全国、各省及各地区对外国和国内企业一视同仁。但是，中国将有一段时间适应新的环境，大部分人期望中国政府会利用这段时间使国内企业作好准备，以适应全球市场的全面竞争。就连外国竞争者也同意这种做法。西门子公司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恩斯特8226;贝伦斯（Ernst H.Behrens）说：“我们不喜欢地方保护主义，但公平而论，我们也必须看看西方的情况。1998年以前，德国也保护电信市场，当时只有一家垄断者。直到最近，欧盟才决定结束欧洲所有的电信垄断，也许在今年底。”
贝伦斯补充说：“中国的移动电话市场一直为外国公司所主宰，中国政府想要帮助本国企业并不奇怪。”
从计划经济的一部分转型成为受市场驱动的企业并非自我完成的。施继兴说，东方通信是两条腿走路。首先，它与摩托罗拉及其他外国企业密切合作。东方通信不仅生产摩托罗拉在中国销售的产品的一半，两家公司还为中国市场共同开发了2G芯片集。施继兴说：“我们鼓励摩托罗拉投入更多资金，与诺基亚目前在北京为无线业务进行的投资相抗衡。我们希望摩托罗拉在杭州做到诺基亚在北京所做的事情，我们也正在开发一片新的工业园以协助这个项目。”
在离东方通信公司总部两小时车程的地方是该公司正在兴建的一个通信村，里面有全新的生产线。东方通信希望摩托罗拉和其他合作伙伴来这里生产。这个新的通信村将成为东方通信的全球战略象征。
另一方面，东方通信倾力进行研究与开发工作，建立自己的品牌。公司的陈列室摆放着最新的产品。在全国各地拥挤的移动电话零售柜台上，摩托罗拉和东方通信的产品摆在一起，争相吸引买家的注意。
当然，公司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拿着移动电话，其中大多数都用东方通信的电话，然而有些人却拿着摩托罗拉电话。一位使用摩托罗拉电话的职员说：“那也是我们的电话。”
这是因为东方通信和摩托罗拉在同一个市场上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如果东方通信准备在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那它与摩托罗拉的伙伴关系又能维持多久呢？
施继兴说：“这不成问题。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对手在某些领域里竞争，同时又在另外一些领域里合作是常见的现象。只要是处在双赢格局中，这样的关系就能够得以维持，因为双方都可以从合作中获利。摩托罗拉希望将其研发的成果从美国拿到亚洲来，我们可以协助摩托罗拉将产品大规模引入中国。中国会成为美国制造的芯片最大的市场。对我们来说，像摩托罗拉这样的大公司可带来更多的价值，因为他们的品牌响，规模大。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九十年代中期东方通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但基本上仍然是一家国有企业，隶属于国家信息产业部。在中国，电信仍然被视为一个战略性产业。作为一家国有企业的东方通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与像摩托罗拉这样的外国公司互购股份，以加强其全球合作地位并成为一家真正的跨国企业？施继兴笑起来。他说，在中国，外国企业进入战略行业受到严格监控，这个话题是相当敏感的。“我们公司的法人股目前尚未上市买卖，但是，大势所趋，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保守估计认为他的愿望将在十年内实现，但如果在五年内实现亦非奇事。
东方通信的B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时候，摩托罗拉象征性地购入百分之五的股份。施继兴说：“他们提出拿半导体业务的股份来交换，但半导体行业不是我们的重点。”
施继兴说，东方通信目前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购进大量摩托罗拉股份的程度。“但是，等我们更强大时，一定会这么做的。”这个时刻也许不会太远了，因为东方通信的业绩正在迅速提高。施继兴说：“十年后，我们的营业额将增长200倍，资产增长100倍。1990年我们开始创业的时候，营业额只有4，000万人民币，现在，我们的营业额达到100亿人民币。目前我们由一个五年计划，目标是在五年内使营业额翻一番，达到200亿人民币。十年后，我们的营业额会达到800亿人民币。”
施继兴承认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在过去，他常常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没有理由怀疑他达不到这个目标。
另一方面，东方通信正以全新而试验性质的方式挖掘国际资本市场，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树立一个榜样。该公司在美国的研发机构将于今年稍后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市。这个举措将使东方通信可以向其管理人员和工人发送美国机构的购股权。
东方通信正在引进先进的西方管理方法以改善自己的管理水平。缺少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是大部分国有企业进入市场经济运作的主要障碍之一。相对于以前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全新的格局，也的确需要新的人才。计划经济中的老式管理人员很少能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挥作用，必须提拔更多有市场经济经验的管理人员。东方通信不仅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正在想办法改变目前的状态。
东方通信一直输送管理人员到美国攻读MBA学位，其中一些人已经回到公司工作。西方管理经验如何才能应用到国有企业的经营去？问题之一是国有企业的员工待遇比外资企业里低得多。施继兴说：“在整体的水平上，我们正在努力缩小国有企业与合资企业之间的薪资差距。我们已经有好得多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目前我们采用一个公司、两种制度的原则。有少数管理人员是按市场需求领取报酬的。”这意味着派往国外的管理人员会得到较多的工资，甚至比总裁拿的还要多。对于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员工来说，这不会引发相互之间的矛盾吗？
施继兴说：“我们希望成为世界级的公司。这即是说我们聘用世界水平的经理。事情就这么简单。在一些业务部门中，我们已经在试用外国管理人员。我们大多数人并不强调物质的收益，而在乎道德和精神方面的收获如果我们能够使公司更好、更壮大，我们就对社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从这方面来看，我们是一家非常中国化的公司，我们希望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国家的强盛做出贡献。”
“第二种薪酬制度只适用于少数责任重大的雇员，他们的工作涉及以千百万计的营业额。还要取决于这些人的态度，他们对公司做出了多大贡献。如果他们的贡献很大，有助于公司的发展，那么，没有人会对这样的报酬想不通。如果他们的贡献不是那么大，大家就会议论纷纷。”
“我们学会了如何更灵活地适应市场上的变化。大约三年以前，当摩托罗拉业务发展不是太好的时候，也搞了这么一次重新调整的工作，爱立信公司最近也出现这些问题。”
此外，东方通信正将中国的工作方式和西方管理技术结合起来。施继兴一直向公司引进一些新事物，包括：现代管理技术，猎头公司，购股权，建立一个市场驱动的研发机构，以及送管理人员去海外接受MBA的教育。
他希望保持下来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是什么？施继兴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公司及其价值观正在发生快速变化。但是，我们仍然具有中国人鲜明的特征。我们认为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这是相当中国化的概念。”即使到将来，公司将由股东拥有和控制，员工是企业主人的概念仍然是很重要的。
东方通信正在移动通信业务内树立起一个专业形象。这一行业在过去数年内屡经变故，起伏动荡。跟大多数竞争者相反，施继兴认为中国未来几年语音通信会比数据通信更重要。
他对CDMA网络在中国的发展非常了解。去年四月朱镕基总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宣布中国将采用CDMA。中国联通公司将得到安装这种系统的许可权。但今年初，中国联通公司退了出来，投资在扩充GSM网络而不是启动CDMA网络上。
施继兴说，CDMA迟早还是会到来的。东方通信一直在推动CDMA，把它当成一个可选项目。但是，去年这个项目进入激烈争论后，东方通信搁置了。施继兴说：“我们会采用CDMA，因为GSM不足以满足预期的市场需求。”
“我们相信，新版本的CDMA会在明年推出。假如等到2002年，中国电信的GSM用户将超过一亿，中国联通公司也有四千万。对这两家公司来说，到时再发展CDMA就不合适了，因为他们的GSM用户基础太大了。”
全国规模的CDMA网络总投资将超过120亿美元。但是，施继兴说：“目前并不需要投入这么大的资金，这笔钱可以逐步投入。第一期投入十亿美元就可以完成。然后你可以逐步扩大用户基础。如果能得到两三千万用户，那就有了具备竞争力的基础。”
即使中国联通决定不建CDMA，施继兴也相信这个网络迟早会建起来。他说：“我希望中国联通能够抓住这次机遇，因为目前他们是唯一有提供CDMA服务许可证的公司。我认为中国电信极有可能成为另一家拿到这种许可证的公司。如果中国联通不推出CDMA，中国电信可能来做这件事。这种情况可能在一年之内发生。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都是上市公司，有足够的力量面对来自另外一家提供CDMA服务的竞争者。中国电信有极好的基础。”
施继兴否认自己能预测这些发展趋势是因为他与信息产业部有良好的关系。施继兴说：“这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无关，完全是基于我对市场的感觉。中国必须形成健康的竞争，以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能够面对新的形势。”
施继兴对市场的感觉还告诉他，中国很可能会在一、两年内拍卖第三代移动通信业务的经营许可证。第三代（或称3G）移动通信将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结合起来，会慢慢取代当前的2G设备。
施继兴认为，外国竞争者也会参加第三代移动通信许可证的拍卖。施继兴指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都在海外的证券市场上市，根据中国的规定，它们已经是合资企业或者外商投资公司。如果允许这两家公司参加拍卖，外国公司也应该被允许参加拍买。”
施继兴很喜欢他目前的工作。他说：“我喜欢看着我身边的这批年轻人，他们与公司一起成长，一起发展。”他一边说一边往外走，并在他著述的一本讲解公司经营哲学的书上签字。
参加采访的一位经理笑着说：“他有一股子叛逆精神。但北京的人都理解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