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口蹄疫、工业萎靡不振、有关欧元的烦恼......英国的问题成堆，然而它的经济状况的确已大为改观。从位于市中心的巨型观光转轮上望过去，伦敦就像一个大型的叁维游戏板。财神在圣保罗大教堂的阴影里行使着它的统治──尽管面临激烈的竞争，伦敦城仍然占据着欧洲最主要的股票市场和世界上最大的货币市场的地位。泰晤士河的对岸，新近开放的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 Gallery）的塔楼昂然耸立，直冲天际，就像一个强调着“超然的大不列颠”这一概念的 叹号，而正是这个概念近年来支撑着英国文化的自信心（也有些人把它称之为傲慢心理）。河流下游的不远处耸立着一座座辉煌的办公楼，那里曾经是被遗弃的港区。这些新建 显示了城市的复兴，同时也是经济复苏的标志。在撒切尔时代，英国工会遭到重挫，从而帮助英国经济摆脱了束缚。 从这个被称为伦敦眼的巨大的观光转轮上向后望去，便可以看到环球大剧院，这是英国眷恋于过去的标志。那边还有一个盘根交错的国际铁路终点站──滑铁卢车站，它体现了英国对它的欧洲邻国怀有的爱恨交加的心情。欧洲豪华列车在那里驶进驶出，它们是按照铺设于不同年代的铁轨的要求来控制行驶速度的。英国目前不仅对它在欧洲的地位不甚明了，它同样不知道自己将要变成什麽样的国家。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首相表示英国将要在美国式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它往往把社会保障网变成吊床）之间寻求某种第叁条道路，可是他的国民却想鱼与熊掌兼得。英国社会的资深观察家、民意测验专家罗伯特．沃塞斯特（Robert Worcester）说：“英国人期望得到他们的欧洲邻居所享受到的所有由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但却拒绝为了得到它们而必须付出的欧洲大陆式的高额税收。” 这种矛盾在今日的英国随处可见。在“伦敦眼”的可视范围之外是斑驳陆 的经济和社会景观，这种景观最近被一股腾然升起的烟雾所笼罩，它来自于这个国家爆发口蹄疫最严重的地区那些遭到屠杀和火葬的上百万农畜所燃起的熊熊烈火。无论这场乡村瘟疫是否可以归因于运气不佳，总之它有可能会给农民和这个国家的旅游业造成比疯牛病灾害更为严重的危害。更为糟糕的是，它使英国是“欧洲病夫”的这个说法更加广为流传。“你在英国从来听不到有关伦理和道德的争论，你能听到的只是如何存钱，”在这场危机加深的时候，法国的《世界报》（Le Monde）这样嘲笑说，“毫无疑问，这个地方正在分崩离析。” 英国是不是正在分崩 析呢? 可以肯定地说，它正面临着大量的难题。荷兰司法部发表的题为“2000 年国际犯罪受害者”的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在美国发生的谋杀事件仍居全球榜首，但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居民（苏格兰地区除外）在遭受盗窃、抢劫或袭击的风险方面仅次于澳大利亚人，排在第二位。直到口蹄疫危机给人们带来来之不易的和解之前，英国的乡村和城市社团之间为了任何事情都还要争吵不休，从城市的扩建到禁止猎狐的议案等等不一而足。早年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分割开来的错误界限又成为人们的话题，从而威胁到“联合王国”的联合。挥之不去的财富差距将繁荣的南方和较落后的北方分成两个部分，后者的失业率总是处在全国的平均线之上。仅在上个月，克勒斯集团（Corus Group, 其前身为国有化的英国钢铁公司）公布了 17 亿美元的亏损，并且宣布它将在重组的过程中在英国裁减 1.1 万名工人。即便那些失业工人自己愿意，让他们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而弃旧从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然而，英国的状况并非一片漆黑。如果说这个国家是在分崩 析，那麽为什麽它还在和法国竞争，要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强国？为什麽英国在世界上能够吸引到仅次于美国的外来投资？为什麽许多遭受挫折的法国企业家，如奥利维尔．卡迪克（Olivier Cadic）等人，要放弃他们的国家（也许是它的伦理和道德的争论），会穿越海峡在肯特郡的爱士福特镇上建立起他们的企业呢？他们是自 1066 年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之后最大的一次法国“入侵行动”的一部分。今年 38 岁的卡迪克（他于四年前来到此地）说：“英国更适合于做生意。我不必忍受我们国家每周只允许工作 35 个小时的荒唐规定，而且我还能把赚到的钱给自己多留一些。”晚一些来到爱士福特镇的 29 岁的阿兰．维瑟克（他烤制法式长条面包拿到当地市场去卖）说：“现在我正在适应阶段，但我已经能够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了，我不久就能盼着赚大钱。” 爱士福特镇蓬勃发展的法国社区是英国企业习以为常的自由放任的商业文化和低税率的见证。在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把各种税收和社会安全费用进行合计做出的“税收苦恼指数”上，英国的苦恼指数仅为 100，而法国则为 180，德国为 139，意大利为 140。管理着一家制作印刷线路板企业的卡迪克说：“在法国，如果你成功了人们就会对你产生怀疑。当你一旦成功时，他们会对你加重税收，使你失去创造财富和工作的动力。” 肯特郡是个吸引外国投资的好地方。而纽卡斯尔市和再往北一些的它的一些姊妹城镇吸引外资的能力则要差得多，因为这些北方地区长期以来是遭受限制工业化生产能力的折磨的象征。英国电影《全胜》（The Full Monty）和《比利．埃利奥特》（Billy Elliot）在这一点上负有责任。这些电影也许给英国的电影业创造了奇迹，但它们给过时的北方永远地打上了一个落魄的标记。就财产和收入而言，南北双方的财富差距的确难以消除，英国东南部的居民比东北部的居民仍然要富裕 59%──但这一数字掩盖了地区内部的种种不平等，其不平等的程度是和地区间的种种差异一样大的。 例如，数字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泰恩赛德地区正在变得欣欣向荣，泰恩赛德人（Geordies）近年来春风得意。通过一项耗资 15 亿美元的改造工程，纽卡斯尔市已是旧貌换新颜，它正在把更多的资金吸引到这个地区。它也许没有一个巨型观光轮，但是在泰恩河对面的盖茨海德地区，在一块由废弃的深坑平整出来的土地上，耸立着重达 200 、高为 20 米的“北方天使”，天使的羽翼好像一架喷气式飞机的翅膀那样宽，它象征着这个地方如同凤凰涅盘一般地从过去的灰烬中得到再生。在罢工潮接连不断的 70 年代，这里的精英纷纷外流到南方。现在，这里正在欢迎他们回来。42 岁的史迪夫．伍尔斯顿（Steve Woolston）就是这些回归者中的一位。伍尔斯顿现在是一家名为英国 TSF 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是一家 IT 公司，是英国 100 家发展最快的公司之一。70 年代末期，为了躲避萧条，他 开了老家森德兰市来到伦敦。他的回归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这里还是我原来熟悉的老地方，”他说，“但是，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那种悲观情绪早就不见了。”和道路不畅、铁路网年久失修的南方不同，北方的基础设施棒 了，他说：“我的孩子们都上了很好的学校，我现在有一所我在伦敦无论如何也住不起的漂亮房子，我的门前就是乡间和海滨，南方城里的朋友对我大为 慕，我还有什麽不满足的呢？” 那些乡间和海滨虽然不能归功于布莱尔首相，但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他却会因英国“从未被治理得这麽好过”（借用另一个时代的政治口号来形容）而得分。如果布莱尔赢得大选，他的胜利将要归功于其对经济的驾驭，特别是对一位工党首相来说就更是如此。过去在工党政府的领导下，英国遭遇过经济失误、英镑贬值和收支平衡的危机。现在，布莱尔可以对一个境况良好的英国大加渲染。美国的经济不振和下跌的股票市场必然会伤害到英国经济，根据经济和企业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Research）的报告，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大概会因此损失 0.9%。另外，根据其持续程度，口蹄疫危机会使英国的旅游业损失高达 15 亿美元的收入，并使增长率进一步减少 1.1%。然而，消费者在连续叁年里带动零售业以最快的速度增长，到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个国家会陷入衰退，并给持续八年的经济发展划上句号。 这种发展帮助改造了英国的经济景观。上个月，失业人数自 1975 年 7 月以来第一次下降到 100 万以下，而且英国 5.2% 的失业率是欧盟国家中间最低的──肯定要好于法国 8.8% 的失业率，在法国，尽管经济在迅猛增长，还是有 230 万人处于失业状态。此外，长期利率下降到了 5% 以下，是 35 年以来最低的，而通货膨胀率则为 1.8%，为 30 年来最低。这也可以归功于工党──直到 1997 年布莱尔让中央银行独立前，英国就一直靠它来创造最终将导致衰退的大选前的繁荣。 “独立的英格兰银行对经济稳定做出了主要贡献，”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波迪斯（Richard Portes）说。自 1960 年以来，繁荣与萧条的交替使英国经历了 9 次经济衰退，而同期的德国为 6 次，法国则只有 2 次──这种不稳定的表现导致长期投资被遏制，并使英国的经济处于一种较低的增长水平。波迪斯说：“现在，英国可以集中精力处理长期的问题，而不必遭受走走停停带来的损失了。”更稳定的经济形式带来了回报：占国内生产总值一定份额的商业投资正在增长，而且在英国的增长幅度比美国、法国或德国都要高。“我们还要等待，看一看那些投资会给我们带来什麽，”伦敦玛丽皇后大学（Queen Mary University London）的乔纳森．哈斯克尔（Jonathan Haskell）教授说，“但这是个开端，零投资的回报只能是零。” 工党收税─花销的奢侈名声也已经成为过去。批评者们声称，特别是对企业而言，隐形税收的增加是政府的钱包鼓起来的原因。但是，预算的剩余更多地要归结为强劲的经济增长，更别说由于拍卖了第叁代移动通讯许可证而得来的 326 亿美元横财了。因此，财务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才得以在不增加政府借贷的情况下，在卫生和教育这些关系到选票的问题上增加支出。同时，他调整了直接税，作为一种奖励，今年还指定把 500 亿美元用于偿还 10% 的国债──这比过去 50 年里英国的历届政府加起来偿还的债务还要多。 听起来不错吧？还不止于此。在最近一次的关于全球竞争力的报告中，世界经济论坛把英国从去年的第十位提高到了第八位。在最近由总部设在伦敦的TNS 哈里斯调查公司的调查小组（TNS Harris）为美国联合包裹公司（UPS）的欧洲高级经理人所做的一项调查报告中，英国被评选为欧洲国家中最适合创立 IT企业的国家。从开设企业的数量上来看，在最近一段时间企业资金的流动似乎更加自由了。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什麽英国会继续成为欧盟国家中直接外来投资的最大的接受国──在 1999 年它总共吸收了其中的 39%。在线调查机构杰福斯公司（Zephus）报告说，去年外国公司在英国的投资几乎增长了 3 倍，从 1999 年的 700 亿美元增加到了 2,040 亿美元。虽然被高估的英镑对出口造成了不利影响并使制造业产生了创纪录的 420 美元的贸易赤字──这是自 300 多年前记录产生以来的最大的赤字，自工党执政以来赤字翻了一番──但伦敦城从银行和保险业所获得的“隐形”出口收入抵消了这一损失。德意志银行负责全球外汇交易的哈尔．赫伦（Hal Herron）指出，伦敦仍保持着外汇市场世界第一的地位，“它的外汇交易活动比纽约、东京和法兰克福加在一起都要多。” 不用说，任何困境中的希望都包含着不利因素，而对于英国来说不利因素则是双重的──其中之一已经给本来会是阳光灿烂的经济景象蒙上了阴影，另一个造成的影响在今后几年里则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两个不利因素其一是生产效率问题，其二则是欧元区问题。 生产效率问题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了。更高的生产率──用更少的生产出更多的──是实现没有通货膨胀的增长、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改进的竞争力的基本要素。但无论在过去这些年里采取了什麽样的措施，英国生产效率的数字根本就没有办法提高。尽管进行了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从而大大减少了因罢工而损失的时间，也进行了私有化，从而结束了国有化行业人为增加雇工人数的做法，然而，生产效率的增长在 50 年的时间里却从来没有超过 2.2% 这个平均值。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首相的改革可以做到阻止腐败，但却无法弥合英国在生产效率方面和其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 现在，差距也许正在进一步扩大。英国全国经济和社会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最近的数字显示，1999 年美国工人的人均生产能力比英国工人要高出 42%，而 1996 年这一数字为 37%。法国和德国分别比英国要高出 19% 和 7%。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苏谢尔．瓦德瓦尼（Sushil Wadwhani）认为，对于 IT 业的投资最终会使这些数字得到提高。但即使他是正确的，这些技术也不是只有英国自己独有的，其好处也不会由它自己独享。的确，如果过去只是个序幕的话，英国会发现，在利用新技术的进程中它又一次落在竞争对手的后面了。工程雇主联合会（Engineering Employers Federation）最近所做的一次调查报告显示，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要归因于它对现代生产技术的采用过于迟缓。在应用诸如供应链伙伴关系以及完整生产维护等做法方面，英国公司在工业化国家中是最落后的。
英国制造商动作如此迟缓的原因令人不解。据谢菲尔德大学工作心理研究所（Univ. of Sheffield’s Institute of Work Psychology）的克里斯．克莱格（Chris Clegg）教授说：“这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严肃地看待企业管理的缘故。”他指出，制造业没有吸引到英国最好的人才，而且根据表现给予激励的措施不如美国那样普遍。虽然英国也拥有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公司相媲美的蓝筹股公司，然而，被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首席经济学家罗斯玛丽．拉德克里夫（Rosemary Radcliffe）称之为“一长串表现不佳的公司”影响了英国企业的整体表现。 英国繁荣与萧条交替的经济也在推波助澜。拉德克里夫说：“经济中的泡沫成分和汇率一直是个巨大的问题，其结果导致长达 50 年的低水平投资。而集中于短期投资以获取短期收益的做法使这种状况变得更为严重了。”克莱格说，在美国，“对于高增长的经验和预期增强了美国公司投资的信心。”而在英国，公司变得不敢冒险，从而陷入了一个低水平投资、低收益、再导致低水平投资的怪圈。“对低增长的担心导致了不投资的决定，而这又意味着人们对低增长的预期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拉德克里夫指出，德国的公司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资金，而且也没有获取短期收益的压力，“英国则缺少有利于企业和经济发展的长期稳定。在过去的 20 年里，我们大概每年为此损失了半个百分点。” 英国似乎在朝着经济日趋稳定的方向发展，但如果它采用欧元体制并加入欧元区，事情会不会更好些呢？这是地平线上的另一片阴云。英国民主运动（British Democracy Campaign）委托市场与民意调查公司摩利（MORI）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英国人对欧洲统一的反感正在加剧，更不用说它的新货币了。当他们被问到是否投票赞成英国保留在欧洲联盟里时，回答者中有 52% 的人说不。大多数人（71%）希望对英国是否保持欧盟成员国的地位进行一次全民公决，可这是不可能的。赞成加入欧元体系的布莱尔首相已经确认，在大选到来之前的两年内将要做出是否进行全民公决的决定，但这个全民公决针对的只是是否加入欧元区的问题而不是欧盟成员国的地位问题。 尽管在英国存在着对欧盟明显的反感，还是有 45% 到 50% 举棋不定的选民，他们对两种选择没有明确的观点，可以被争取过来同意加入欧元区。民意测验专家沃塞斯特说。“如果一个得到人们信任的首相能够加入到这个运动中来，那麽，这些人就会听从他的领导。”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公决的时间安排。而且甚至在将欧元成员国的决定付诸于全国投票之前，政府承诺要达到戈登．布朗在 1997 年确定的五个“测试”标准。这些测试被设计用来保证英国和它的企业以适当的条件加入欧元区，这样它们就不会在不利条件下（比如英镑的 值被高估）被裹挟进欧元体系。虽然英国的经济经常同欧洲的其他地方不合拍（在后者萎缩时它却表现出增长，后者增长时它却在萎缩），但最近却显示出了更多的经济融合倾向，表明这些测试并不一定会成为举行一次全民公决的障碍。 在欧元成员国问题上的真正争斗将会在选举后开始，而争斗的迹象已经初露端倪。这场争斗将会变得低俗不堪，各方会搜寻大量的事实和数字以支持其观点。那些反对让欧洲中央银行主持货币政策的人会对放弃国家主权大肆辱骂，把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也不是选举出来的这一事实轻易抛在脑后。布鲁塞尔将会成为攻击的目标，有关在欧元体制下强制实行的费用昂贵的社会和税收政策等耸人听闻的故事将大行其道。而偏爱欧元的人们将会试图说明，欧元带来的透明度以及单一市场所具有的竞争性将会给英国的企业带来一次冲击，而这正是为了增强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所需要的，他们也会很轻易地忘记互联网和全球竞争早就在做着这样的事情。 中小型企业则很谨慎，尽管它们最有可能避免直接面对来自于海峡彼岸的竞争。根据最近对 350 个最大的英国公司所做的调查，大型企业愿意加入欧元体系的比例是 2 比 1。虽然一些企业的领袖，比如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的联合董事长尼尔．菲兹杰罗德（Niall FitzGerald）警告说，如果英国公众拒绝成为欧元成员，他们就会重审甚至有可能撤出投资。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项由美国科尔尼公司（A.T. Kearney）对世界 1,000 家最大企业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企业对于英国滞留在欧元体系以外并不关心。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副董事长肯．考提斯（Ken Courtis）预言说，大型公司将会赞成加入欧元体系，因为他们把它当作变革的一个主要的催化剂。 到头来，关于欧元的决定会变成一个政治决定而非经济决定。如果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砝码，以便抗衡按照法国的意愿形成欧洲的经济命运的话，爱士富特镇的奥利弗．卡迪克希望英国加入欧元体系。他说：“欧洲需要英国的全面参与，我们需要某些人站出来支持自由企业和竞争。”从根本上来说，这对英国再好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