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笃信者仍在实验，但破绽甚多；谨慎者反思是否走入歧途 特异功能热，一场发生在中国的旷日持久的神秘主义浪潮，肇始于1979年四川唐雨“耳朵认字”，1990年代中后期逐渐被定论为“伪科学”，1990年代末彻底画上了句号。 当特异功能的话题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功能人”或销声匿迹，或利用人们对神秘现象的追逐，经营起自己的事业。 在这背后，还有一批当年“人体科学”的研究者，他们鲜有改变初衷，也没有停止对神秘现象的探寻，甚至依然进行着“实验”。 大部分坚信特异功能存在的学者，希望从中发现科学的“新天地”；也有少数谨慎者，进行着更多层面的反思。“是不是缘木求鱼，我们不知道，甚至可能包括我在内都走入了歧途。”一名曾经的研究者对时代周报记者这样说。 独孤求胜 沈今川位于中国地质大学的研究室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柜子上并排摆放的两台显示器：一台闪烁着如心电图般不断移动的电位图；另一台则是一个实时监控画面，摄像头对着柜子内部。那是沈今川为实验特意设计的密闭空间，他的实验对象、“功能人”孙储琳，就曾在里面“发功”。 动态电位图跟沈今川的新兴趣有关，是对“地球脉动”的探索，他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电位图上的两条线，来自两个电信号采集点—一个是墙外的爬山虎的一处茎叶，一个是屋里的铁皮柜，而两条线的波动是基本吻合的。他相信其中必有奥秘。 “人家经常批评我兴趣太多，但都和特异功能有关联。”他兴致盎然地解释：比如不管是“地球脉动”，还是人体超常现象，都跟某种神秘的“信息场”有关。 沈今川今年77岁，相对这个年龄，他精干的外形、健康的肤色、敏捷的反应会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在博客的个人信息里，他用了“外向”、“胆大”、“精力充沛”等词来描述自己的性格。 其生平可概括为：在学校里就是优等生；毕业后师从名师开始做晶体化学研究；1981-1983年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学术生涯一帆风顺，直到成为博导，甚至学校提院士的时候还找过自己。2000年前后退休，专门搞“人体科学”。 “我在学校里不是受排斥的，不是没有出路了，就标新立异、搞人体科学。”沈今川“申辩”说，甚至正是凭借自己“站得住脚”的地位，上世纪80年代末“人体科学”如火如荼之时，他向学校申请成立专门的人体科学研究室，获得了支持，研究室后来又升格为研究所。 “那时地质矿产部（1982年5月设立，1998年3月10日与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成国土资源部。记者注）批准可以招收有特异功能的学生，跟我们一起研究。当时我认识了我们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孙储琳，我就写报告，指明要她和另外4个人。他们各有所长，有的还能预测地震……都在我的领导下，做各种实验。” 孙储琳，可能是当年接连出现的“功能人”中“功能”最多的一位，她用意念弯折过硬币、烧灼过衣物、切断过戒指、移动过纽扣，用意念让胶片成像，让水变油，让种子快速发芽…… 沈今川曾主动挑战“反伪科学”。2007年，他在网上发布了孙储琳“水变油”等视频，并与人展开辩论。但这些视频看上去有太明显的“硬伤”。沈今川用“原始视频过长”等理由回应人们对视频被剪辑过的质疑。对时代周报记者，他还表示，往往在最关键的几秒钟，摄像机自动关闭或出现严重干扰，“神秘现象的关键部分有时就不会让你录下来”。而如“种子发芽”，则是“没有过程的突变”，可解释为“时空的切换”。 沈今川的自信并没有换来外界更多的信任。他也承认，“客观上拿不出很多的证据，有的试验这次成了，下次就成不了。” 即便带着“功能人”出国表演时，也常常“很被动”。比如在美国，邀请方显得不近人情，不顾客人舟车劳顿，一见面就要求测试，这样一来表演就未必能成功了。 这名特异功能研究者如今已很少做实验，他说，孙储琳已经办了退休，这些年主要“自己活动”。但他们彼此私交很好，他也会提醒对方谨慎参与商业性活动。研究室早已只剩下沈今川一人，也早没有任何经费，学校的老领导当年留给他用的这间房间，所在的旧楼也快要被拆除。 现在，沈今川每天有五、六个小时花在网上，收发邮件、更新博客、检索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他关注着最“前沿”的科技动态，尽管它们听上去同样令人起疑，比如“心灵武器”、“自由能源”。讲到激动处，他说：“我们的着眼点不是特异功能本身，一场科技革命即将到来！” 中国版的“辛克莱夫妇” 北京某知名高校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自己几年前将《心理无线电》译成了中文。这是一本由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上世纪初写成的小书，详尽记录了他的妻子的“心灵感应实验”，在1930年代曾被翻译成中文。他这些年找过多家出版社，但没有一家愿意出版。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美国心理学家麦孤独写道：“本书所报告的心灵感应实验，与以往最优的报告比较，是获得显著成功的，除非我们假定辛克莱夫妇都是极愚蠢无能而又粗心的人，或都是用极无情和应受指责的方式欺骗群众的人……” 在此前一通长长的约访电话里，这位老师问记者，“你知道另一篇序言是谁写的？你猜？”一串意味深长的笑声过后，他告知是“爱因斯坦”。 在家中，他指着厚厚的生理学和生物学教材介绍：“我的正业就是这几本书、这几门课，副业就是特异功能。” 这位老师被认为是特异功能研究领域的“元老”。1979年四川唐雨“耳朵认字”被大量报道之后，北京也出现了一名叫姜艳的能用耳朵认字的女童。这位老师一开始并不相信，但是，一名在武汉的“为人治学让人敬重”的老朋友来信告诉他，自己身边也出现了“耳朵认字”小孩，并且在亲自监视了实验后，认为事情是真的。 他由此开始了自己的“非眼视觉”实验，参与者还有他同为北大教师的夫人。最终，在姜艳和后来又出现的一对叫王强、王斌的姐妹身上，他们相信自己看到了特异功能。 “最初找到姜艳的时候，她已经做不出来了，但是我们在王强、王斌身上做成功后，又找到姜艳，重新诱发了她的功能。”不久后，这位老师就将两次实验的过程和结果发表在上海的《自然杂志》上。他接着又在北大附小的小学生中进行了“诱发实验”。而自己的女儿，也是被“诱发成功”的人之一。 他相信自己的实验设计无可挑剔，“我的老师看了、检查了，觉得站得住脚，我才发表。我报道了我的事实、过程，我们把我们的方法公开化，科学实验就是这样。”提到多年受到的批判，“那些人端着一个架子，好像就你不懂科学、不懂科学实验。” “我从不随便附和别人的工作，因为这里面太复杂了，要作弊太容易了。”他说，自己还是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副理事长，“气功研究更复杂，各方人士都能参与，人员很杂，气功师傅跟我合影我都拒绝，怕被利用。” “后来批判越来越多，1984年我也病了，得了癌症。随着那批小孩的成长，我们也没有再系统地诱发其他小孩。有些小孩至今保持联系，但他们的能力基本都没有了。”这位老师和这一领域大部分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通常小孩一上中学，功能消失了；年龄越大，诱发成功的可能性越低。 “在中国那个时候的条件下，没经费没设备，连照相机都没有，我们觉得抢时间做了这么一个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位老师说，“后来我们读了辛克莱写他的夫人，觉得跟我们很像。”他曾坚持在公开出版物的作者介绍里添上“研究人体科学”这一笔，但未能如愿。 小伙伴们作弊 在云南昆明，当年“人体科学”的研究者们，至今没有停止特异功能的“诱发”试验。 继1979年四川唐雨之后，“特异功能”儿童在全国各地接连出现，云南也不例外。当时任教于云南大学物理系的罗新、朱念麟和张一方便是“人体科学”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云南大学的“人体科学研究室”也在1984年设立。1990年代罗新还曾在学校专门开设了“人体科学研究”课程。 罗新在电话里告诉时代周报记者，2013年自己又组织了新的一批小孩进行“超能力”开发。暑假期间，每周甚至安排四天的培训。事实上，三十年来，罗新有无数个周末跟小伙伴们在一起。 在罗新的一篇个人博客里，列出了从2007年到2012年，他与朱念麟等人“培训”的十多批“特异功能人才”，每一批少则三五个，多则七八个，对象多是留守儿童。事实上，为了能让家长更愿意把孩子送过来，这些“培训班”还承担了“补习文化”的功能。 2012年10月，在实验室，朱念麟曾向时代周报记者展示了小孩们近几年的培训记录和“特异痕迹”，并让记者参观了3个小孩“手心认字”和“离体认字”的经过。 每个曾参与“培训”的小孩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装着记录培训结果的表格，大部分的记录显示“认字”成功，并保留原始纸条，少数显示未能成功辨认。“特异痕迹”则各式各样，有被剪断的回形针、嵌在塑料壳中的红色指印、拧上螺帽的螺丝……朱念麟介绍，这些几乎都是小学员们不使用正常工具或不接触物品就能实现的效果。 真实的“实验”，却没有实验记录和“特异痕迹”看上去那么神奇。培训老师从装有许多折叠好的小纸片的糖果盒中随机拿出一张，分别递给3个小孩。按照规定，受试者只能手握纸片或身体不接触纸片认出上面的字。 “认字”过程持续时间较长、中间孩子们小动作不断，指导老师们似乎无意进行控制，很多时候在与旁人聊天，间或提醒或鼓励下小孩。 记者在不得不一个人盯着3个小孩的情况下，依然发现了其中2个在“离体认字”的过程中，调换了一开始派发的纸片，因此最终全都“成功认出”。 “我们会非常小心，我们做的本来是饱受争议的事情，如果还让别人说你们作弊，那不是白做这么多年？”被问及培训过程是否会鼓励小孩作弊、撒谎时，朱念麟如是说。而当记者提醒朱念麟小孩作弊后，他表示“有这种可能，今天的实验不严格，今后会注意”。 矛盾的是，朱念麟等研究者一面公开承认作弊之常见，一面又对作弊的指责极其敏感。 时代周报记者2012年探访罗新的“培训班”时，被告知小孩的流动性太大，能力开发情况也不太“稳定”，从而没有表演。而另一名研究者张一方在单独接受采访时谈到，罗新先前带领的一批孩子被发现作弊较多，这一情形被写进了当时的报道中。 罗新因此在博客中指责张一方：“面对中国人体科学及云（南）大（学）人体科学三十多年巨大、优秀的成果，却对记者大谈‘作弊较多’。” “叛徒” 1997年，何宏也是目睹云南大学特异功能实验乱象的人之一。那时他正任职于507研究所，是“人体特异现象存在性检验工作组”最年轻的成员。 507研究所曾是国内唯一有正式编制和经费的特异功能研究机构。后来成立的“中国人体科学学会”也挂靠该所。 199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物理系做了三年博士后研究的何宏，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放弃常规的实验物理学研究，回国从事特异功能研究工作。 他希望通过对神秘现象的探索，解决自己精神上的困惑。这些困惑既来自于早年练习气功的经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神秘体验，也有留学期间对宗教和哲学的思索—超自然现象到底为什么会产生？有没有真实的一面？物理世界与精神世界能否沟通、是否统一？ 507研究所接纳了这个年轻的海归博士。不过到研究所报到时，何宏发现，随着特异功能热潮渐退，人体科学课题组的人员已萎缩至最低人数。在这种局面下，何宏只能通过观察所里的“功能人”表演、查验以往研究资料和外部调研的方式，开始考证研究。 在对特异现象有了更全面了解的同时，何宏发现了问题的“严重”。他翻查了所有能看到的文字和录像资料，却发现里边有太多的疑点；即便那些曾经获奖的各项“成果”，在研究者本人言之凿凿的证词之外，并没有足够有力的证据。当慢放录像、仔细查对，总能发现问题，比如失控的场面和掉包的痕迹。 而去别处现场考察时，何宏看到的还是混乱和假象。人们一面援引更“权威”的507研究所的实验成果，一面自己这边拿不出有说服力的东西。“在我来了之后，基本上走到哪里哪里就崩盘了，这样一来我就有了恶名。”
“崩盘”的就包括云南大学的“特异功能诱发实验”。“我们当时直白地说，这种实验我们不能接受。你认为你是在诱发‘特异功能’，我们认为你是放任甚至诱使孩子欺骗。”1998年，何宏还联合一位心理学者写了一份《关于立即中止在少年儿童中诱发“特异功能”的呼吁》，递给人体科学研究的领导层。 何宏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曾给担任人体科学学会名誉理事长的钱学森写过四封信，其中在1996年的一封信中，汇报了自己看到的广泛的作弊，钱学森回信表示十分重视。 1997年，到美国参加了“超心理学”暑期培训班以后，何宏又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包括国外一百多年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却无突破，以及国外超心理学家来华考察后对耳朵认字现象研究评价不高等情况。但这次没有得到回应。 “作为内部的人，当我说我看到的最重要的试验都是掉包完成的，我的话就被当成对人体科学的最大伤害。”不过，何宏表示，当时人体科学工作的主要领导也“心里不太踏实”，因此当时应一批科学家之请，在国家体育总局气功部的支持配合下，1996年底酝酿成立了“人体特异现象存在性检验工作组（筹）”，希望兼顾多方意见，通过严格设计实验，考察真实性。 工作组在两年间开了很多次会，光检验章程就修改了十七稿，甚至“反伪科学”一方的何祚庥也接受邀请，指派代表参与了试验章程的设计和实验样本的准备。最后根据设计的实验程序，工作组做了几次实验，包括让孙储琳等“功能人”辨认“残留信息”，但没有得到令人鼓舞的结果。 到了1999年，政治形势变化，“人体科学研究”被要求立即停止。由于课题无法再继续，以及为了避免个人观点和身份所带来的尴尬，何宏提出离开507研究所，顺利得到批准。 “我是507所人体实验室最后一任负责人，”这成了后来何宏回忆往事时的开场白。 无尽的困惑 “人体科学界认为我是叛徒，另一方的科学家又认为我走火入魔。原因是我踢翻了这么多神坛，打翻了这么多证据之后，我认为特异功能不完全是骗局，可能有真实现象埋没在大量的假象和骗局里面，而且它们可能是不可能被严格证明的。”何宏说。 踏入特异功能研究领域的科学工作者的初衷，是找到真实的超自然现象，并发展出科学的理论去解释，这其中包含了诱人的前景。当年主动投身其中的何宏也不例外。尽管情况与想象差距甚大，他依然不愿承认一切所谓超自然的现象根本不存在，用他的话说，是“不做全称否定”。 “95%是假的，但还有个别值得探讨。”何宏也找到了“很难挑剔”的案例，比如他到507研究所之前，所里的工作人员做的一对鞍山姐弟的“隔墙透视”实验。 何宏没能通过特异功能研究解决自己当初的困惑，反而这段经历将人类社会和精神领域更多的复杂性摆在了他的面前。 “研究者们满怀热情，对作弊却浑然不觉，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真的特异功能，你也不知道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何宏提到，包括那位北京著名高校的老师在内的特异功能研究者，一个共同点，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当年也是被“诱发成功”的，“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没有欺骗自己，自己的观察也没有欺骗自己。” 尽管只赶上“人体科学研究”的尾声，研究工作仍让何宏深深体会到“个人经验和事实真相之间的矛盾”。“人们描述的是他们头脑里的东西、是他们相信的现象，不一定是真实。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些真实的真相。” 然而这一矛盾的揭示者，本身也矛盾重重。何宏用了一个比喻，称自己“又在研究、又在反思”的状态，就像“抓住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提起来”。 只有当将超自然现象本身存在与否的问题搁置，将人们追逐、探索它的热情当成另一种现象，何宏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他在博客中写道：“不论社会舆论如何变化，对特异功能现象的报道和思考仍将继续陪伴人类社会，因为即使只是心理幻象，并不具有真实的信息、能量过程，它也属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心理学现象，将像宗教文化现象一样长期存在。” 何宏跟当年“存在性检验工作组”的研究人员如今仍然会不时聚在一起，“我们很怀念那个时代，因为科学家的本性就是探索未知，只要人们还认为这些问题值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