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在技术阶梯上地位的迅速攀升对全球经济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作者：鲍比尔（Bill Powell）
在工业革命期间，英格兰东北部的兰开夏郡以“全球工厂”而着称。在 19 世纪 30 年代，兰开夏拥有的机器数量一度比全球其它地方的机器总数还要多。
今天，我们亲眼目睹了另一个全球工厂的形成。它沿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延伸，从北方的大连至上海，再到广东和福建省，并横跨台湾海峡。在内陆也有一些这样的区域。例如，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那里通讯和运输能力的迅速改善正在吸引曾一度涌向沿海地区的公司。目前中国的生产能力还不能与整个欧洲的生产能力相匹敌。然而再等 10 年，形势将会发生变化。
从只能生产小熊维尼（Winnie the Pooh）玩具和乔丹气垫运动鞋（Air Jordans），到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加工厂，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变化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似乎并没有受到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依然在稳定增长，并正在改变中国的工业基础格局。完全可以说，全世界──尤其是日本和亚洲的其它地区，将会与以往不同。你无法不相信这一切。19 世纪后期，外国资本像潮水一样涌入了英国这个新近崛起的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并对最新的工业技术充满渴望的国家。不久之后，兰开夏便不再是全球工厂。美国取而代之了。
10 年前，中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制造出了源源不断的价格便宜（经常是质量低劣）的产品：玩具、纺织品以及种类不多的其它产品。今天中国依然在制造所有这些产品──但与此同时，它也制造许多其它的产品。在眼下着名的上海浦东工业开发区驱车前行，视线所及你会发现许多新的工厂拔地而起。这里有制造高端芯片的英特尔公司（Intel）。再往前走，你会看到生产精密的光纤制品和陶瓷载体的康宁公司（Corning）。这里还有制造精密的液晶显示屏的日本松下公司（Matsushita）以及在一流的自动化炼钢厂生产钢材的德国 Thyssen Krupp 钢铁公司。阿尔卡特公司（Alcatel）生产的产品几乎无所不包──从数字转换系统到视频会议设备。这家公司还将其在亚太地区的总部迁到上海。当阿尔卡特亚太区总裁施培兴（Ron Spithill）被问及是否有阿尔卡特目前无法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时，他沉思了片刻说，“不，我认为没有。”
这一回答的意义非常重大。这首先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高价值、技术先进的产品的可靠和稳定的生产国将改写制造业中许多领域的经济，而不仅是涉及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如玩具和纺织品）。事实上，这一过程已经在进行当中。对于一家全球性的公司来说，这意味着“你必须在中国拥有一个大规模的生产基地，因为如果你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出现在这里的话，他们很快也会来的，”麦肯锡（McKinsey & Co.）大中华区董事长兼总裁欧高敦（Gordon Orr）说。
的确，这些日子以来，对于任何称职的首席执行官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而在于转移多少以及以多快的速度转移。仅仅五年前，外国公司来中国建厂（以汽车制造业为例）或是为了躲避高关税壁垒，或是为了在一个潜在的大市场寻找落脚点，或者是为了利用这里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科技含量的产品。对于外国生产厂家来说，那时的中国存在着许多问题。他们对这里劳动力的质量表示怀疑。缺乏良好的公路和铁路系统的基础设施问题则意味着无法及时供应零部件。同时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忧虑也普遍存在，因为经理们担心他们先进的制造技术会像鳄鱼（Lacoste）衬衫那样被轻易地剥去。
现在，在中国沿海的制造中心以及在北京、成都和其它大的内陆城市内以及周边地区不断涌现的工业区里，这些忧虑正在迅速消散。跨国公司发现，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不仅丰富廉价，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纪律严明。同时中国还有着庞大并迅速增长的年轻工程师的人才库（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大学里，工程和科技学科领域的外国留学生里以中国人为数最多）可供外国公司利用。据香港 DBS Securities 首席经济师马军统计，其结果是，过去叁年里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达 1,123 亿美元。在今后两年时间里，中国还将吸引 860 亿美元的投资。“有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显，”马军说，“这些投资将是重大的战略性投资，其目标既是针对中国市场，也针对高科技的出口市场，而不仅仅是为了廉价的劳动力而来。”
以芯片制造业为例。很少有其他产业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先进程度比半导体产业更高。在新的生产厂家，制造最薄的硅晶片需要昂贵的设备──建立每个新的“fab”（这类芯片生产厂商的称谓）需耗资约 15 亿美元。但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已经在这些生产厂商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这至少要部分归功于中国政府鼓励台湾投资者向大陆芯片制造业投资的政策（这一政策收到了预期效果）。
但吸引芯片制造商来中国的不仅是税收优惠政策。以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一家主要由美国投资的私人新兴公司为例，这家公司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新的 fab。SMIC 几乎 80% 的客户是美国或日本的公司，但是今天超过一半的销售额则来自中国。换句话说，中国不仅仅为像 SMIC 这样的公司提供低成本的出口平台，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和不断增长的市场。“我们在中国的客户数量正在逐渐增加，”SMIC 首席执行官张瑞展（Richard Chang）说。他的这番话也适用于许多其它跨国公司，它们的大型工厂分布在中国各地，满足着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这意味着规模，”摩根士丹利添惠（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经济师 Andy Xie 说，“而对于制造商来说，规模是最重要的。实际上，规模就意味着金钱。”的确，在现阶段，几乎每周都有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宣布在中国扩大生产规模的消息。例如，2 月 11 日，日本主要的芯片制造商之一富士通公司（Fujitsu）宣布将与 SMIC 在上海的工厂合作，生产 0.18 微米快速循环随机存储器芯片。富士通想在中国销售这些芯片，并将芯片出口到美国和欧洲。
谈到中国作为一个战略性制造基地的重要性，康宁公司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五年前，康宁在中国的生产规模还非常小。今天，康宁已拥有九家工厂，生产光缆、液晶显示屏和催化转换器等各类产品。它的大多数工厂是收购的，有两个即将到手的工厂原属朗讯（Lucent）。中国不久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第二大电信设备市场，所以，像康宁这样的电信基础设施供应商会在这里大兴土木可能也就不足为奇了。
车用污染控制设备是中国有能力作为跨国公司生产基地的又一个例证。几年前，中国出台了新的污染控制法规，要求在中国生产的车辆配备催化转化器。生产陶瓷载体的康宁公司自然想参与进来，并希望将来这一市场能够变大。据康宁大中国区总裁西蒙8226;金诺（Simon MacKinnon）说，康宁在上海的陶瓷载体制造厂达到国际质量标准比预想的要快得多。在一年内，上海的工厂不仅为当地的汽车制造商提供催化转化器陶瓷外壳，同时也向康宁在南韩和日本的客户出口。
对于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来说，日本制造商是最难于打交道的客户。康宁现在能够从中国为它们供货证明了康宁在中国的工厂的实力。“我们（在上海）的工厂生产的产品与我们在德国、南非和美国的厂家生产的产品质量一样好，如果不是更好的话，”麦金诺说。当然他无需补充说明在中国的成本更低。当被问道康宁在全球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的 NGK──是否已来到中国时，麦金诺勉强地笑着说，“没有，但是他们会来的。”
中国能以（非常）合理的成本制造几乎任何高质量的产品，然后再卖给远近的客户，这种能力具有超越公司层面的巨大影响。中国成为全球工厂的事实引发了全球资金流向的变化──中国的东亚邻国已经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特别是在日本，这一现象被称为“ Chugoku shoku”──中国冲击波。
什麽是中国冲击波？对于其它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就好像是有人吸干了房间里的经济氧气。在 1997 年亚洲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东南亚是全球资本首选投资方式──直接投资 ──最理想的地点。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工厂，从而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和出口利润，而不仅是空荡荡的公寓楼。特别是受到日圆首次升值影响的日本公司，90 年代初期蜂拥至东南亚设立新厂。
亚洲经济危机之后，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希望另一轮的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帮助他们复苏。而他们看到的却是，大量新的制造业投资涌向了中国。去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额超过了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这方面的总和。这一趋势在短期内也不会改变。如同许多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人们会说，为此这些国家只需进行技术更新。问题是，中国更新技术的速度更快。“我们现在尚不清楚能做些什麽来与中国竞争，”一位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部长说。“而在制造业，我们可能什麽也做不了。”
相对于中国以南的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日本受到的影响更为直接。如同 19 世纪后期美国的壮大在“旧大陆”造成通货紧缩的恐慌一样，中国的崛起加剧了日本现在的通货紧缩。制造业占日本 GDP 的 30% 以上，这在八国集团中比例是最高的。由于其地理环境及它对制造业的过度依赖，日本对于中国冲击波的抵抗力是最弱的。由于本地竞争过于激烈且市场疲弱，日本制造商们竭尽全力削减成本。对于大量的日本公司来说，这意味着将生产能力移到中国。
这与 80 年代后期当日本不得不面对日圆的持续升值时出现的情况大体相同。那时日本在国外的投资都涌向了东南亚。不同之处是，那时日本的跨国公司通常将技术含量低或者技术不太复杂的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国外。现在日本的制造商，尤其是日本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将除最核心产品之外的其他产品的生产都移到中国。部分原因是急于推动利润的增长，部分原因是它们与阿尔卡特的施培兴的观点不谋而合──现在几乎没有中国不能生产的高质量产品。例如，先锋电子公司（Pioneer）最近在广州开办了一家工厂，生产技术最先进的 DVD 播放机，而几个月前，先锋公司在日本才开始利用这项技术。先锋公司总裁 Kaneo Ito 对于自己的举动似乎也感到吃惊。他说，“如果在过去，我根本无法想象仅在日本本土开始生产五个月之后，就将先锋的关键性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国外。”
日本的“中国热”的症状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它最终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在中国最大的国外投资者。欧姆龙公司（OMRON）生产电子传感器（它所生产的用于标准计算机鼠标的电子传感器已占领了全球市场 90% 的份额）以及各种医疗测试设备。它已经在上海建立了一家大型加工厂，一月中旬欧姆龙公司总裁 Yoshio Tateishi 说，他希望欧姆龙在中国的产量在今后叁年内能够成倍增长，他同时希望在上海建立一个“准总部”。这样欧姆龙能够节省大量的资金：欧姆龙向在中国的初级水平组装线工人支付的工资每月不超过 100 美元，这些工人大多是高中程度的年轻女性。而在日本，欧姆龙向同样水平的工人则需支付至少 10 倍的工资──同时在经济衰退时期要辞退他们所付出的开销也要高得多。
当然，对于日本来说这一现象也有其益处。日本的公司将高质量的产品运回日本国内以低得多的价格出售。2001 年，中国向日本的出口量从上一年的 450 亿美元上升至 540 亿美元。这加剧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通货紧缩，同时也给倒霉的日本消费者──他们习惯于为每样商品支付世界上最高的价格──一个选择的机会。
但是中国热的意义不止于此。过去，当日本在国外──即使是在美国──建立工厂时，它的公司一般都从本土出口所需的大部分技术先进的机器。现在越来越多的供应商跟随他们的客户到中国建厂。欧姆龙（上海）有限公司总裁 Hideaki Sato 说，这是欧姆龙非常希望看到的现象。为了防止欧姆龙的供应商不了解这一信息，他补充说，他的管理目标之一是与最终能在中国为欧姆龙提供零部件的“本土零部件制造厂家”合作。
欧姆龙以及其他公司的供应商们可能已经得到了这一信息。中国的制造业能力的上升现在到了关键时刻。航空母舰已经到来，其它的船只亦将随后跟上。而这不仅适用于日本的厂商。北京的南部有一个叫星网的全新的工业园，其核心是一家生产诺基亚手机的新工厂。围绕这一中心，分布着这个芬兰巨头的若干个供应商的工厂，这些厂房目前正处于不同的建设阶段。诺基亚已经在中国投入了超过 20 亿美元的资金。星网工业园似乎可以建在任何地方──美国研究叁角园区（Research Triangle）、新加坡、或者斯图加特。诺基亚选择在北京城边的位置建立星网工业园的目的是为了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未来。这正是诺基亚选择在中国建立星网工业园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