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人埃里克8226;荣格雷（Eric Rongley）是上海一家初创软件公司的老板。他了解中国人为了面子会竭尽全力。但是他并没有想到一名雇员在搞砸了一项设计后会冲出大门从此消失。在中国，企业家的生活几乎是无法预料的。“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没有任何指南可以告诉我们接下来该做的十件事情是什麽。”
跨国公司在中国已经经营了几十年。长期以来，除了一些海外华人，很少有外国人愿意尝试在中国创业。但最近，当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后，情形有了改观。几个月前，美国青年企业家协会（Young Entrepreneurs‘ Organization of the U.S.）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家分会。它估计将会有上千名西方人在中国的商业中心上海经营企业，或试图开创小型企业。34 岁、身体健壮的荣格雷是经验比较老道的一位企业家。他过去十年一直在印度和台湾经营技术创业公司。但是即便对于他来说，上海仍是个充满了惊奇的地方。
荣格雷 1999 年来到中国，为 Capital One Financial 工作，这是一家发行消费信用卡的美国公司。作为上海公司软件开发部门的主管，他看到了自己创业的机会。于是，他在去年四月挥别了年薪 15 万美元的工作，创立了 Bleum 公司（他自己创造的名字），为财务和电信公司设计软件。
情形并非一帆风顺。“看上去我为建立公司所做出的每一步努力都可能遭遇障碍，”荣格雷说。原因何在？尽管这里到处高楼林立，酒店大堂金碧辉煌，大家都在谈论现代化，但是现代经济体系所需的构件在中国仍然供应不足。其中一个原因是，像文章开头提到的程序员的流失造成了经验丰富的员工的短缺。用来处理数据的先进的软件便是荣格雷的公司的产品之一，由于缺乏足够的专利保护措施，这项产品迟迟不能面市。（许多供应商不愿意向中国经销商品，就是害怕他们的产品会被仿制。）再有就是官僚主义作风。荣格雷对一项经营许可权的竞标在第一轮便遭淘汰，因为没有人告诉过他，Bleum 的中国名称必须和它所从事的软件行业挂钩。
有些麻烦对于在中国的商人来说早就见怪不怪了，但是外国人在关键的一点上却遇到了更大的障碍：他们在获取经营许可时被要求投入的资金比中国人要多得多 ──通常是 20 到 30 倍。（这些是法律要求的款项，而不是贿赂；荣格雷说他从未被要求行贿，尽管在中国官方的腐败非常普遍。）当许多外国人与那些名义上的中国股东合作建立公司以逃避这些财务负担时，荣格雷则选择在此体系内寻求灰色区域。
要使 Bleum 获得经营许可，荣格雷必须拿出 20 万美元的资金，而这笔资金远远超出了实际需要。他在上海找到了一个急需投资的区域，在那里他只需拿出 14.4 万美元。由于他只有 10 万美元，他通过谈判赢得了一年的宽限期。为了不和外企服务中心打交道（这家政府机构每个月向外国公司收取高额费用，以处理聘用员工的档案管理等工作），他选择了另一家收费较低的代理机构。在中国你很难知道这些程序是否能通过官方审查，但是荣格雷却很达观：“每个人对你说的话都不一样。你能指望的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目前荣格雷带叁间卧室的公寓同时也是他的办公室。坐在一间放满了计算机零部件的房间里，荣格雷谈起了他希望从美国公司源源不断涌来的软件定单。虽然这一天也许还很遥远，因为中国的经济更多是靠服装和玩具支撑，而非高科技。
那麽这与在印度创业有什麽不同呢？他说，中国有着更好的基础设施，但是印度的官僚作风不像中国的那麽烦人。在那里开一家公司可能只需用几天，但是在中国却要二叁个月。
然而，他毕竟还是开了头，现在他的公司已经有 13 位中国雇员，经营许可的申请仍在办理之中，公司已经有了五家客户，他的第一个项目已经为他带来了大约 1,000 美元的收入，他还在为一家中国证券公司开发股票交易软件。就像美国人伯恩斯坦（他以前曾是麦肯锡的咨询师，现在在上海拥有一家物流公司，并且协助创办了青年企业家协会上海分会）所说的那样，“生存是取得成功的第一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