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 1978 年开始我就在中国从事各种形式的投资业务，起初的身份是投资银行家。1983 年，我创立了中国投资创业有限公司（ChinaVest Limited），这是第一家专注中国的美国私人资本投资基金。当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始改革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还正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在 80 年代初期，大量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到中国大陆，先是通过香港，然后是从台湾，最终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资本都被吸引到中国来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令人惊奇的现象，是什麽促使资本从资本主义的西方波涛汹涌般地流入到社会主义的中国来呢？
首先，在 70 年代末，在国家级的政府官员同海外的企业家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宜的约定，这种约定大致是这样的：“只要你相信我能够代表中国政府在你我共同从事的冒险活动中尽自已的义务，政府就会允许你在中国以同西方相同的方式做生意。”中国政府官员做出了许多非常大胆的决定，多数时候，这些决定都超出了他们的权限。在 70 年代末，中国为了推动个体企业的增长，做出了许多贸易和经济上的大胆决策。
当时对中国市场投资的回报很惊人，特别是许多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非常之低，如丝绸、电器、电子产品和鞋类等等。所以当时许多海外华人企业家虽然担心中国的经济实验可能是一个“苦海”，但是还都是义无返顾的跳了进来。很快，中国大陆就在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了台湾、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强大的竞争对手。
第二，因为当时中国政府意识到了中国缺乏西方的商业法律体系，所以中国在支待合资企业的问题上都是部分，或者完全地以外国法律为适用法律，如香港的英语通用法律、美国法律等，同时中国自己也在完善和应用自己的法律。我在这方面的认识始于 1980 年，我当时看到了一项商业诉讼的公开计录，讲的是中国银行起诉一家广东的国有公司拖欠贷款的事，这宗官司是在香港打的，使用的香港的法律、香港的法庭和英国的法官。我不禁惊叹时代的变化是多麽的巨大，中国政府是多麽的有想象力和灵活性啊！事实上，当我刚开始在中国进行合资企业投资的时候，同我谈判的中国官员就坚持说要以纽约的法律为适用法律，当我表达自己的疑惑时，他说：“你们外国人老是认为我们中国的法律只对中国的公司有利。实际上，我们发现外国人老是钻我们尚不成熟的法律的空子。”因此，我意识到，中国甚至愿意引进外国的法律系统。
第叁，政府在开始改革的初期就意识到稳定的货币体系对经济的增长和建立经济信用都至关重要。其中，建立完善的银行系统是首要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大陆根本就不存在银行系统，一些银行连典当行的功能都不具备。所以，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重点问题就是建立起稳固的外汇交换基础，鼓励国内储蓄，建立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联系。
第四，消费者能够自由选择商品驱动了生产和服务业的繁荣发展。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的几个在城市中引进了美国快餐概念。这些投资加剧了当地的市场的竞争，使中国同时开始采用同我们相似的组织管理方式。日本、台湾、美国和欧洲的商品很快就摆满了中国大陆商店的柜台。换句话说，中国在当时是除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以外的第一个意识到不排斥外国商品也能繁荣本国经济的国家。日本在理解这个问题上就很困难。我认为邓小平先生的着名论断“致富是光荣的”十分伟大而有远见。如今“竞争是光荣的”已成为今日中国经济的中心主题。
今日的中国是一个在发掘外国投资资本来源和本国来源上双管齐下的国家。在过去的 10 年中，中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计达 3,000 亿美元，比日本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多大约 300 亿美元。到 2001 年末，中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为 500 亿美元，约占当年全世界的总外国直接投资的 25%。在国内方面，中国的企事业单位飞速地提高技术和经验来与外国的私人公司进行竞争。人民币已经成了孕育中国企业家的强大的工具。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上海实业、北京控股、中国银行都是一些非常有竞争力的中国公司，他们都是既使用美元又使用人民币来引进技术和创新。
中国的领导层在 10 多年前就开始拥抱全世界了。我前面提到的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在 80 年代以前，任何人对此都无法想象。中国加入 WTO 毫无疑问是 2001 年最重要的国际事件。去年的一年，混乱、恐怖主义和战争充斥了全世界，中国加入这个最高水平的全球贸易大家庭是一个难得的亮点。中国是最大的、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果 WTO 中没有中国，那麽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未来将是黯淡的。WTO 已经开始加速向中国流入投资和资本，同时中国和外国公司也必须对自己的商业战略做出改变以适应后 WTO 时代的要求。在我们投资的中国技术公司和非技术公司中，科研投入的平均增长率为 25%，各个公司都在以创纪录的速度在增加工厂和设备。本国公司也在争夺人才，技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同类似的外国公司相比已经不相上下。
中国加入 WTO 也意味着向中国走私消费品不再那麽有利可图了，这样进口商品就会更多通过合法渠道进入中国，中央政府就能够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同时加强了对税收的预测能力。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尼克．拉迪曾经做出过这样的估计，在中国销售的美国商品中，有约 40% 是通过走私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的。这是很大一块税收的损失。
通过加入 WTO，中国可以将自己的经济更加完全地融入到世界市场中，而且如果能在遵守专利和版权的相关制度上达成一致的话，国际性的技术公司也会更加乐于向中国出口更多的先进技术。中国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最近投资创立了一个由清华大学筹备成立的致力于防火墙保护技术研发的公司。公司的所在地是在硅谷，而不是在中国，目前这家公司正在与自己的同行齐头并进，为更大的市份额而竞争。
说到北京奥运会的问题上，我想起我的一位日本经济学家朋友曾对我说的一段话，他说日本真正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时间始于 1964 年的东京奥运会，世界是通过东京奥运会第一次认识的丰田、松下、索尼等品牌。韩国也是如此，正是 1988 年的汉城奥运会使世界熟悉了现代和叁星。这一次世界是否会通过北京奥运会认识了海尔、联想和亚信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坦白地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步伐使美国人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感到有一丝的不舒服。相比较而言，中国比我们发展的更快。我们的公司也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跟上中国的步伐，寻求各种金融来源来适应多变的中国需求。当赛跑真正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的步伐，跑步前进去做生意。对中国的发展跟得不太紧的人经常会发现，昨天的设想同今天的现实之差别非常大。投资商们在中国学到的最有用的经验就是“跟上”。
我们在 80 年代的投资战略是建立在“中国是生产商”的基础上的，将中国当作一个受出口驱动的制造商。到了 90 年代，我们的理念是“中国是消费者”，主要投资于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业，到了 90 年代末期，我们认识到“中国是技术发展的参与者”，在 IT、电子和电信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潜力。我们制定战略所遵循的理念是中国的经济正在从纵向向横向发展。如今，横向发展的中国已经成了投资的主题，这一点同二战后的美国非常相似。
最后，还有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在中国的投资领域中，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是在中国构建了强大稳固的市场营销战略的国外跨国公司吗？许多这样的公司已经在中国取得了成功，并且将继续繁荣。但是我们认为同过去的 25 年一样，中国的企业家将会是最大的赢家，而不是海外的华人企业家。这些人都在国内或者国外接受过高等教育，有强烈的成功渴望，能够随着经济发展的步伐在国内外发展各行各业。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毛主席曾对中国人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如果今天他老人家还在世的话，他一定会说：“中国已经开始赛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