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旦事情出错，乐观论者可能会无备失措，而防卫性的悲观论者却随时准备好应付最坏的情况
作者：David Stipp
2 0 年来，朱莉8226;诺伦（Julie Norem）一直致力于帮助美国的悲观论者摆脱心理上的自我封闭，但时至今日，她仍然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感到乐观。她在 2001 年出版了一本著作《消极思考的积极力量》（The Positive Power of Negative Thinking，台湾译名《我悲观，但我成功》），仅仅卖了 1 万册，此后其精装本就降价出售了。迄今为止，这本书的销量还不及诺尔曼8226;文森特8226;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的畅销经典著作《积极思考的威力》（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台湾译名《人生的光明面》）的 0.2%。诺伦是卫斯里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心理学教授，如今在学术界的声望正日益上升。尽管对快乐进行研究在当代美国心理学家中正风靡一时，但诺伦的研究却集中于那些焦虑不安的人。这些人从骨子里笃信墨菲法则（墨菲法则是指：如果有两种选择，其中一种将导致灾难，则必定会有人作出这种选择──译注），认为该法则反映出了天性的力量。
与诺伦的遭遇不同，研究快乐的学者们发现，要激起美国人心灵上的共鸣特别容易，他们的著作也最畅销，如美国心理学协会前会长马丁8226;塞里格曼（Martin Seligman）所著的《学会乐观》（Learned Optimism）。他们的研究成果会成为新闻：有一份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尼日利亚的快乐人数比例 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要高，近来已登上世界各地媒体的头条位置。这些学者甚至还有专属自己的天才奖项──坦伯顿积极心理学奖，金额高达 10 万美元，该奖项由慈善家、坦伯顿互助基金集团的创始人约翰8226;坦伯顿（John Templeton）设立。
但是，如果诺伦说得没错的话，这些快乐的学者肯定忽略了点什么：强作乐观对许多人来说不是什么好的办法。诺伦则把这类人称为防卫性的悲观论者。他们生性多忧多虑，经常在一项工作还没开始就认定事情会变糟，结果总是在担忧中做事。正由于他们总是谨小慎微地做准备，防范预先没有 想到的种种可能出现的失策和厄运，反倒为事情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诺伦的研究表明，如果这些人受了误导，抱著“别担心，放松些”的心态来做事，他们的表现反而会变得差劲起来。
在书中，诺伦讲述了她认识的一个防卫性悲观论者，一位社会学教授。这位教授计划为同事举办一次退休晚宴，但却忧心忡忡地自问该如何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不如意事情：年迈的史密斯要是坐在中间的桌子旁，他能听到别人的话吗？要是让轻浮的琼斯祝酒，能保准他不会讲一些不得体的笑话吗？好抬扛的学生要是坐到一起，会不会吵架？
诺伦指出，相比之下，那些“策略性的乐观论者”认为如此过度担忧实在 不合常理。她提到一位心态乐观的建筑师作为例子，他在向客户做重要的演示前，喜欢在办公室里玩投篮游戏来为自己鼓劲，在开始会谈时，他就会举止欢快自信，通常总能挥洒自如。
诺伦强调，防卫性悲观论者不一定总是忧心忡忡，他们的这一应对机制是一种策略，并不是无法消除的性格特质。在不会触发焦虑的环境里，他们也能变得乐观。但诺伦承认，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情绪要比乐观者低沉（要估测一下你自己的防卫性悲观程度，请浏览：www.wellesley.edu/Psychology/Norem/Quiz/quiz.html）
诺伦今年 43 岁，性格活泼。她说她本人对乐观心态并无偏见。事实上，她认为自己有乐观的倾向（她说，她从事著要求很高的工作，同时还得抚养两个孩子，因此不得不学著做防卫性的悲观论者）。她也赞同积极心理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一个重要观点：心态乐观的人倾向于做出乐观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但是，诺伦不同意积极心理学家们一概而论的观点，即对消极性一概说不。在一次最有说服力的研究过程中，她在准备进行性格倾向测试时，让防卫性的悲观论者连上测量焦虑生理征候（如出汗等）的设备，让一半的接受测试者像平常一样行事──紧张地想著即将到来的测试，而让另一 半的接受测试者做些简单的文书类杂务，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从而不至于只是紧张地沉思。研究人员发现，未被分神的接受测试者沉思时最紧张，临近测试时和测试过程中，紧张有所缓解。另一组的情况则相反，在分神时他们紧张有所缓解，而在测试时紧张程度急剧上升，影响了他们的表现。一位防卫性悲观论者对诺伦解释说，在面临重大挑战之前装出一副乐观的态度让他觉得不自在，也没有安全感。一旦他这么做了，当考验来临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非常紧张。
每当谈到她研究工作的深层意义时，诺伦最易和人争辩。她说，长期以来， 防卫性的悲观论者在美国社会中受到轻视。虽然他们一般说来注重细节，办事务实，但“在领导岗位上却从来都见不到他们”。相反地，他们通常从事像秘书或护士这类工作，责任重大但却没有什么权利。他们擅长推断什么地方可能出错，担任这类职位很适合给上级“遮丑”。诺伦还说，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是防卫性的悲观论者，正如调查所反映的那样，女性比男性通常对事情更感到忧虑，或者说至少女性更愿意承认自己不自信。
诺伦说，在美国，防卫性的悲观论者有时的确取得了明星效应。例如，许多著名的娱乐界艺人似乎都是忧虑的人，沉迷于一味的预演。伍迪8226;艾伦曾经 创造了一种表现忧虑的艺术形式。诺伦还说，国务卿鲍威尔可能是“掩盖著的防卫性悲观论者”，作为一位高级领导，他的地位迫使他强作乐观。
但诺伦指出，美国一向是乐观论者主导的天下。在 1620 年，清教徒先辈们为了信仰而勇敢地飘洋过海，为后人做出了示范：他们偏偏选在四季中的秋季乘“五月花”号启航，结果登陆马萨诸塞时正值隆冬时节，食物匮乏。不到一年，一半人就死去，许多是饿死的。但他们积极乐观思考的影响力，在北美这个新世界中从未消退。不妨想一想下面这些不切实际的美 好幻想：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前首席执行官们在鼓吹公司合并时的振振有辞和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前信心十足的力排众议。
诺伦引用这样一些例子，是为了说明她最尖锐的观点：乐观论者往往是生活在一个轻度幻想的世界里。心怀乐观，崇尚自负，他们总是把成功归功于自己的技能，而把失败归罪于自己的厄运。他们经常高估自己驾驭事态的能力──乐观者坚持亲手抽选彩券号码，而不要计算机随机抽取选号。
在一次实验中，诺伦及其同事让调查对象对著摄像机做自我介绍，就像在婚介服务机构拍录像一样。研究人员随后对所有调查对象都做出了同样的综合 评价。这种评价对调查对象的魅力、需要改进的程度和表现的总体情况都作了评分。后来，研究人员再向调查对象询问他们得到了什么评价。那些被列为策略性乐观论者的调查对象（通过事先处理的调查表确定）所记得的对他们的评价，要明显高于实际的评价，而那些被列为防卫性的悲观论者所记得的评价往往更准确。
当然，悲观论者容易对事实做出消极的误报，特别是在自我评价时更是如此。但是，诺伦特别指出，相对于乐观派的错觉所带来的危害后果而言，这种错觉的危害后果要低。在核子时代，这些乐观派的美好幻想可能会带来全球性的震荡。她说，“我并不主张由防卫性悲观论者主宰一切，而是 主张在每个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应有防卫性悲观论者参与。”要是这个美好愿望能实现，我们也许会更有理由变得乐观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