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64 年他来到曼哈顿，一心想要成为一名职业桥牌手。1993 年，他成了贝尔斯登首席执行官。去年夏天，他账面身价 16 亿美元。冬天时，贝尔斯登轰然倒下。本文中，他首次打破沉默，讲述事情发生的经过
作者：William D. Cohan
去年 9 月 11 日一大早，一辆黑色林肯 Town Car 在曼哈顿纽约长老会医院（New York-Presbyterian Hospital）门口停了下来。车内的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首席执行官吉米·凯恩（Jimmy Cayne）已经奄奄一息。黎明时分，凯恩的妻子给他的医生杰伊·梅尔泽（Jay Meltzer）挂了一个紧急电话，梅尔泽赶到这对夫妇位于公园大道的寓所时，时年 73 岁的凯恩昏昏沉沉，极度虚弱，没有一点胃口。他的血压低到了危险水平，急促而沉重地喘气。梅尔泽怀疑他得了脓毒症。凯恩没有叫救护车，而是叫了一辆轿车，原因之一是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一旦披露会进一步给公司带来伤害─自 6 月份旗下两只举债率很高的对冲基金出现问题以来，公司股价已经下挫了近 27%，从每股 143 美元降到 105 美元。
凯恩到医院后，医生们很快发现感染部位在前列腺，也就是说他活下来的几率只有 50%。他们给他输了 22 加仑生理盐水和抗生素，并插了一根 Foley 导管。他试睡了一会，醒来时清醒了一些，接又昏迷了整整 17 分钟。接下来的 10 天内，他一直住院治疗，体重减轻了大约 30 磅。
凯恩活下来了，但贝尔斯登却要过世了。六个月之后，弥漫在该公司业务伙伴、放贷人和客户中间的恐慌情绪，导致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介入了 J.P. 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紧急收购贝尔斯登的谈判。5 月 30 日，J.P. 摩根大通以每股 10 美元的超低价收购贝尔斯登。这家有 85 年历史的公司的消亡，让凯恩蒙受了 10 亿美元的损失─他的资产净值降到 6 亿美元左右。此事还标志华尔街一个时代的终结，因为凯恩属于非常典型的那类精明华尔街推广人：在经纪行仍采用私人合伙形式的时代，他们设法占据了这些机构的高层职位。他一直没变，但他周围的世界却发生了变化。在他供职于贝尔斯登的近 40 年间（最后 15 年担任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从最初凭借基础业务─交易证券及担当其他华尔街公司的后台─挣钱，成长为一家公开上市的金融超市，并越来越倚重异类证券来充实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原本财务上比较保守的经纪行，慢慢地变得不切实际起来。更糟糕的是，它的领导层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过度依赖隔夜融资市场低成本借款来满足公司日常业务所需资金的做法，使公司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在这整个过程中，凯恩依旧是当年那个落拓不羁的废金属推销员：1964 年婚姻破裂后，他离开芝加哥来到曼哈顿，一心想成为职业桥牌手。来到纽约后，他利用在牌桌上建立的关系成了一位华尔街大腕。但是，到 2007 年夏天，向来凭本能做事的凯恩一下子变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了。他不知该如何应对公司持有的抵押贷款担保证券和其他非流动资产发生的贬值。同样持有此类“有毒资产”的两只对冲基金倒闭并进一步毒害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他也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段时期，看不到黑暗的尽头。”近期他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说。“不知道如何是好。无法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结果，他在贝尔斯登的职业生涯以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收场。在“熊”（内部人这么称呼贝尔斯登）的最高层之中，唯有他没有收到在 J.P. 摩根大通担任高层职务以保存颜面的邀请，尽管凯恩声称这是因为他退休了。凯恩的前任首席执行官、“老 A”艾伦·格林伯格（Alan “Ace” Greenberg）现年 80 岁，如今是合并后的公司的荣誉副董事长，而且凡是他给公司拉来的生意他都能从佣金中提取 40%。现年 57 岁、在凯恩 1 月份离职后接任首席执行官职务的艾伦·施瓦兹（Alan Schwartz），也有一个高级投资银行部的职位留给他，如果他愿意，就可以去。但是凯恩什么都没有。也许不太公平，他可能将作为“债务危机大帝”被载入金融史册。批评他的人说，在贝尔斯登家中失火之际，他不但没有马上处理，反而在位于新泽西州迪尔市的好莱坞高尔夫球俱乐部照常打球，并在纳什维尔、旧金山和底特律参加桥牌冠军争夺赛。
许多贝尔斯登雇员眼睁睁地看自己的退休储蓄存款和子女大学教育基金在去年冬天迅速蒸发掉了。他们指责、谩骂凯恩。“对我来说，这实在太难以置信了，这种事竟然能发生在美国第五大证券公司身上，”亚历克斯·马诺斯（Alex Manos）说。马诺斯 1970 年从海地移民到美国后不久开始供职于贝尔斯登，最初在公司位于布鲁克林的后台工作。他的养老钱从 325,693 美元缩水到了 19,000 美元。“这家公司向来都名声不错。格林伯格一直是这样的。他总是说自己宁愿一天挣 2 美元，也不愿冒遭受更大损失的风险。但是这个蠢货（他指的是凯恩）却偏偏不这样，他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在凯恩看来，“老 A”代表谨慎、“吉米”代表风险的说法，是对历史的歪曲。在接受《财富》杂志的一系列长时间采访中，他首次打破了贝尔斯登倒闭以来的长时间沉默，就如下事情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事情是如何变糟的，他与“老A”的关系多年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一个以善于（就人事、风险和机会）作出迅速和本能决定而自豪的人，怎么最后竟不知道如何拯救一家在其治下曾蒸蒸日上的公司。
“我没能阻止它。我没有控制好举债率。”他以自责的口吻说道。不过他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公司股价在 1993 年巴士底狱日（Bastille Day，法国国庆日，即 7 月 14 日─译注）他就任首席执行官时只有 16.61 美元，而在近 14 年之后的 2007 年 1 月涨到了令人眩晕的高度─172.69 美元。在它崩盘之前，公司股票（包括股利）为股东提供了 21% 的复合年化增长率。用贝尔斯登前副董事长兼凯恩的死党费雷斯·诺亚姆（Fares Noujaim）的话说，“关于吉米，我想对你说的是，在外人看来，“老 A”的名声是一个可爱的首席执行官，而吉米的名声是一个强硬的家伙。吉米被说成这样，实在有点讽刺，因为我们都非常尊敬他，尽管不是 100% 的人都这样认为。”
如果在吉米·凯恩 18 岁时，你在他的家乡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市的大街上碰见他，并问他长大了想要做什么，他会回答说：“赌注登记经纪人。”在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他是一名很平常的学生，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在男生联谊会打桥牌和参加校内体育活动而不是学习上。一学年后，因为成绩不好感到害臊，他退学入伍。（“我不是通过看而吸收。”在解释自己与父亲之间的一个不同之处时，他说。“我是通过听而吸收。”他父亲是一名专利事务律师。）
在前往纽约之前，他曾在芝加哥做过出租车司机，在 Mountain States 公司做过推销复印机的工作，并曾帮助岳父打理过废铁生意。到曼哈顿之后，为了挣钱和玩桥牌，他重新开起了出租车，推销加法机（adding machines），并供职于莱本撒尔公司（Lebenthal & Co.），推销市政债券。后来，他在一个桥牌俱乐部结识了帕特里西娅·丹娜（Patricia Denner）─她后来成了凯恩的第二任妻子。很快，丹娜就向凯恩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找一份像样的工作，要么找一个新女友。[他们于 1971 年结婚，之后继续一起参加桥牌冠军赛，但不是作为队友。他们育有一个女儿，如今已长大成人并嫁给了前对冲基金经理人杰克·施耐德（Jack Schneider）。他们已有七个孙子和孙女。]
桥牌方面的技艺帮他铺平了在贝尔斯登的职业道路。1969 年，在接受小哈罗德·C·梅尔（Harold C. Mayer Jr.）面试时，凯恩感觉他们之间缺少共同语言。梅尔的父亲是该公司三位合伙人之一。在他起身要走之时，梅尔建议他跟“老 A”格林伯格打个招呼，后者是“即将负责这个地方的人”。同样，这两个人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但在试寻找话题的过程中，格林伯格问凯恩有没有什么爱好。除了魔术和空竹，格林伯格对桥牌也非常感兴趣。“我说：‘有啊，我打桥牌’。”凯恩回忆说。“你可以看到电灯泡亮起来了。他说，‘你玩得好不好？’我说，‘格林伯格先生，即便您后半生都在学习桥牌，即便您跟最好的搭档合作并且开发了您的潜力，您也没我玩得好。’”
格林伯格有所不知的是，凯恩在 1966 年就已经赢得了他的第一个全国桥牌赛冠军，而且已故桥牌冠军乔治·拉比（George Rapee）曾邀请他在卡文迪希俱乐部（Cavendish Club）作为职业选手参加半月一次的桥牌赛。卡文迪希俱乐部位于东 73 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拉比跟凯恩说，坐在桌子对面、来自纽约某些大金融机构的牌手的规则非常简单：不皱眉，不责备搭档的愚蠢出牌，不向其他牌手招揽生意。
格林伯格向凯恩保证，如果他加入贝尔斯登，将给他年薪 7 万美元的待遇。他接受了这份工作。他的第一个冷不防的电话（经过拉比的许可）就是打给在卡文迪希俱乐部结识的一个熟人─已故的劳伦斯·蒂希（Laurence Tisch）。蒂希是一个靠自己打拼成功的亿万富翁，后来拥有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他同意把自己的经纪帐户交由凯恩打理，但开始时忘了告诉凯恩自己已经是绰号“希”的萨利姆·路易斯（Salim“Cy” Lewis）的客户。路易斯是贝尔斯登气势很大的资深合伙人，也是一个桥牌玩家。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复杂事件，但最终蒂希选择了凯恩。
此后，通过继续有效利用他的桥牌关系和诡计，凯恩迅速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经纪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人们认为如果你是一名优秀的桥牌手，你也一定有一个很好使的头脑，所以我也愿意跟你做生意，”凯恩说。下班后，他在位于曼哈顿东侧的 Regency Whist 俱乐部跟格林伯格、蒂希和皮特里连锁店（Petrie Stores）前首席执行官密尔顿·皮特里（Milton Petrie）一起打桥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和《福布斯》杂志老板马尔科姆·福布斯（Malcolm Forbes）偶尔也跟他们四位在一个组玩牌，他们六人自称是“美国企业界六巨头”（Corporate America‘s Six Honchos），简称“CASH”。
格林伯格成了凯恩在公司的导师。“格林伯格的朋友很少。”凯恩回忆起自己做“老 A”门徒的那些年时说。“我是其中之一。”凯恩习惯了每天前往格林伯格位于第五大道的公寓接他，开自己的庞蒂亚克（Pontiac）载他经过行使缓慢的罗斯福大道往返于他的公寓和位于沃特街 55 号的贝尔斯登办公室。“就像黑手党一样，司机成了第二把手，只是我坚持让他坐在前排，”他说。“他不能坐在后排。”不过，在这段路程中，格林伯格很少跟这位年轻合伙人说话。“你要明白这个人的特质，他不善言谈，”凯恩说。然而，凯恩却成功地利用这段难熬的路程为自己谋取好处，他偶尔会利用这 25 分钟时间在老板面前挖苦同事。
一天，格林伯格对凯恩说起了自己的私生活，凯恩至今对此记忆犹新。当时，格林伯格离婚后尚未再婚，并在经常约会，但他越来越担心会染上艾滋病。“他决定结婚，”凯恩说。“在与女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约会的人当中，他是其中之一……他对我说，‘我决定跟芭芭拉·沃尔特斯结婚。’就在第二天，报纸报道说，沃尔特斯与电视监制人梅尔夫·阿德尔森（Merv Adelson）订了婚。我没说一个字。这下子，通常情况下─你知道，如果他是我的一位兄弟─我会说：嗨，‘兄弟，打个电话给她。说你要娶她，除非她要嫁给别人……这可是重婚呀！ ’”
二人间存在差异。1975 年纽约市财政发生崩溃时，凯恩看到了一个发横财的机会。该市濒临破产边缘，它的一位客户希望抛售持有的部分纽约市政债券，但没人愿意购买。凯恩认为，贝尔斯登应该为这笔交易做市。它只需花费 500 万美元和一些胆量。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当时的公司第二资深合伙人格林伯格。格林伯格否决了这一提议。“这太冒险，”格林伯格跟他说。
凯恩决定越级直接上报老板路易斯─在任何其他华尔街金融公司，这种做法都有可能导致职业生涯的终结。在路易斯的支持下，凯恩买进了这笔债券，并且能够在纽约市较小的经纪公司寻找买主，以比购买价稍高的价格出售。
“格林伯格没有胆量跟他发火。”凯恩在谈及“老 A”与路易斯的关系时说。但是，1978 年，路易斯在退休舞会上得了致命的中风，于是格林伯格成了公司最资深的合伙人。然而，凯恩不是那种等待命运安排的人。这一年，他设法进入了公司权力很大的执行委员会。1985 年，公司上市后不久，他成了公司唯一的总裁。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初，他觉得打败导师的时机成熟了。“我猜他是在 1993 年丧失大权的，”凯恩说。“我把执行委员会和董事会全部拉到了我这一边。”据他估计，他和忠于他的人还创造了公司 70% 的利润。这一年凯恩成了公司首席执行官，2001 年又开始兼任董事长。不同寻常的一点是，格林伯格继续留任董事，并且继续每天到办公室履行其在执行委员会、风险委员会和交易大厅席位所担任的职责。凯恩对此的解释是，他们之间存在非同一般的“协同效应”。直到现在，还只有他称呼格林伯格为“艾伦”，其他人都叫他“老 A”，凯恩对当他的面使用这一绰号的人罚款 100 美元。
尽管凯恩治下的贝尔斯登在雇员人数、营业收入和赢利能力等方面都实现了非常巨大的腾飞，但其基本的业务模式─多年来一直运转非常成功─却一直未变。公司大部分资金和管理层精力都放在了那些屡试不爽的业务上：交易，抵押贷款承销，大宗经纪业务，对私客户服务。投资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的规模仍然很小，资金投入也不足。因此，在股票承销、并购和管理资产累积量几个方面，贝尔斯登向来都不是一个重要玩家。这家公司也从来没有实施过业务多元化战略，尽管它有很多机会。例如，2001 年，贝尔斯登曾有机会以比最终成交价低 10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资产管理公司诺贝投资（Neuberger & Berman）。但是，凯恩拒绝收购。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2003 年以 26 亿美元接下了这家倍受尊敬的理财公司及其 640 亿美元的管理资产─现在是 2,770 亿美元。“收购不是我的专长，”他说。“你知道，这种事情有邪恶之处。对了，我不是说我做对了。我在诺贝收购一事上犯了错误。”
然而，有一项业务对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所起的作用，就像是推进火箭腾空的燃烧助力─债务证券化。前几年持续较低的利率刺激了大量的债券发行─被用来担保抵押贷款、信用卡应收款或杠杆收购─贝尔斯登专注于债务的证券化业务，也跟出现了大繁荣。随公司股价的攀升，凯恩在投资者眼中俨然成了一个大英雄。“他们就像一台印钞机。”布鲁斯·谢尔曼（Bruce Sherman）在 2006 年底曾经这么说。“这主要归功于吉米在过去 10 年间领导有方。”谢尔曼是私人资本管理公司（Private Capital Management）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当时是贝尔斯登的第一大股东。
2007 年 6 月 22 日，贝尔斯登宣布愿意投入最高 32 亿美元的资金，试图救援两只举债率很高的与抵押贷款相关的对冲基金之一。这两只基金由拉尔夫·乔菲（Ralph Cioffi）负责经营。此前几周内，凯恩才第一次意识到贝尔斯登经营上出现了严重失误。这两只对冲基金─以及该公司内的所有其他事务，但投资银行、私人客户服务（经纪人）和运营除外─都是向沃伦·斯佩科特（Warren Spector）报告，斯佩科特显然是贝尔斯登第二号高管和冉冉升起的新星。（艾伦·施瓦兹是投资银行业务主管，跟斯佩科特一样，也是执行委员会成员。）
斯佩科特时年 49 岁，也是个桥牌手。他在马里兰州查维蔡斯市长大，高二结束后从贝斯达－查维蔡斯高中休学一年全职玩桥牌。1976 年，美国定约桥牌联盟（American Contract Bridge League）授予他“苏格拉底桥牌王”称号。当年秋天高中毕业后，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但一学年后转入马里兰州的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从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取得 MBA 学位后，他于 1983 年开始在贝尔斯登工作，因为这家公司允许他立即从事交易台的工作，而不是从分析师做起。凯恩认为，斯佩科特是一位精明的交易员，但同时也是“拥有自己属下的精英人士”─换句话说，在他看来，这是一种适合早日进入执行委员会的完美品格。1992 年，凯恩作出了这样的委任，当时斯佩科特只有 34 岁。
最初，公司旗下的对冲基金给斯佩科特赢得了不少加分。2003 年冬天，他把 1,000 万美元的公司资金押在乔菲身上，指派他发起一个对冲基金。乔菲当时 22 岁，是一位贝尔斯登雇员，曾当过机构债券推销员。尽管之前从未接触过理财业务，但乔菲还是把这些资金打理得非常不错，公司因此在 2003 年 10 月决定筹建第一只基金─高分基金（High Grade fund）。一切进展顺利，连续 40 个月实现正回报。但是到了 2006 年，回报率开始下降，赎回请求增加。2006 年 8 月，公司设立了第二只对冲基金─强化基金（Enhanced fund）─以此冒更大的风险，使用更高的举债率。高分基金的很多投资者在乔菲的建议下都把钱转投到了强化基金。两只基金都设在贝尔斯登资产管理（BSAM）部门，该部门向斯佩科特报告。它们最终导致投资者亏损 16 亿美元。
到了 2007 年 6 月，两只基金的业绩已经连续几个月不断恶化。它们的短期放贷人─包括美林和 J.P. 摩根大通─越来越担心其持有的抵押物─乔菲投资的所有抵押贷款担保证券─的价值不断下降，他们希望乔菲提供更多的抵押，或者最好是偿还资金。乔菲嗅到一场危机正在逼近，於是聘请百仕通集团（Blackstone Group）就如何阻止债权人和投资者要求还款提供咨询。他们决定，乔菲及其 BSAM 部门老板应该与债权人举行一系列会议，敦促他们不要惊慌，并允许乔菲有秩序地清算两只基金的资产。但是，这无异于在一个拥挤的戏院中高呼“失火啦 ”，引起了更大的惊慌。
美林率先奔向出口。此前几周内，它一再要求乔菲提供更多抵押，但乔菲拒绝这么做。因此，一次债权人会议后的第二天，即 6 月 15 日，美林扣押了价值 8.5 亿美元的抵押物。其他债权人也迅速跟进。争取更多时间的策略失败了。（这两只基金倒闭一年后，乔菲和他的一位同事以九项罪名受到刑事起诉，包括共谋、证券欺诈和有线通讯欺诈，理由是在有关两只基金的情况方面涉嫌误导投资者。）
最初，凯恩并没有对此事特别上心。他认为自己在贝尔斯登的首席执行官角色跟乔·托雷（Joe Torre）在扬基队巅峰时代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他管理的是一群超级明星，他指望斯佩科特能够处理好对冲基金面临的问题。
7 月 18 日到 29 日期间，凯恩在纳什维尔参加北美桥牌锦标赛的精英 Spingold KnockOut 赛事。他的团队进入了第 16 轮。斯佩科特也参加了这一赛事─他在休当年的第一个年假。但是，由于公司正陷入对冲基金混乱之中，斯佩科特参加这一赛事实令凯恩非常恼火。7 月 30 日，凯恩返回位于曼哈顿中心区的贝尔斯登大厦 47 层的办公室，随即召集公司最资深的高管商议制定处理乔菲对冲基金事件的策略。在进入会场之前，凯恩向公司战略主管史蒂夫·贝格雷特（Steve Begleiter）询问贝尔斯登向这两只基金投资了多少钱。凯恩原以为是 2,000 万美元，但贝格雷特告诉他，公司实际上投入了 4,500 万美元。凯恩想知道另外 2,500 万美元是怎么来的，但贝格雷特说他不知道。“然后我们走进了会场。”凯恩回忆说。“我问道，‘在讨论对策之前，我想问一下有谁知道最后投资到基金中的 2,500 万美元是怎么回事？’斯佩科特说：‘我知道。是我搞砸的。’接下来是一阵沉默。大家都料想我会说：‘你他妈疯了吗？你一个人授权向基金投注 2,500 万美元？’哦，我没有，大约 30 秒内我哑口无言。”
凯恩认为，公司有两条路可走：清算基金并让放贷人和投资者蒙受损失，或者自己充当放贷人并承担可能发生的巨大后续风险。他主张，让公司的名声受损好过让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受损。据凯恩称，格林伯格不同意这么做。（格林伯格和斯佩科特均拒绝就本文发表评论。）
最终，贝尔斯登决定出借 16 亿美元，以帮助那些尚未扣押其抵押物或已经与乔菲谈妥其他清偿安排的高分基金的放贷人。（公司决定让强化基金倒闭。）但是，随贝尔斯登提供的借款抵押物─公司投资的优惠和次级抵押贷款─持续贬值，这一策略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凯恩担心的正是这一点。公司亏损了其刚刚提供的 16 亿美元贷款中的约 12 亿美元。大火迅速蔓延。
8 月 5 日，凯恩解雇了斯佩科特─最终导致斯佩科特被解雇的正是他向对冲基金投资 2,500 万美元的决定─并于同一天任命施瓦兹为唯一总裁，任命山姆·莫利纳罗（Sam Molinaro）为首席运营官。施瓦兹是一位广受好评的传媒并购银行家，从 1976 年起一直效力于贝尔斯登。正因为具有这种重要地位，他得到了一个绰号─“艾伦公司”。这是一个双关语，取自专事传媒领域的投资银行“艾伦公司”（Allen & Co.）。莫利纳罗和蔼可亲，自 1986 年开始服务于贝尔斯登，通过会计和金融部门不断晋升。除了人事问题，公司还需要资金。凯恩的解决办法是展开一系列的秘密之旅。他飞到北京去游说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中信集团完成一桩价值 10 亿美元的换股交易。他还飞往奥兰多市跟乔·路易斯（Joe Lewis）─绰号“拳击手”─会谈 5 个小时。路易斯住在巴哈马，是一位亿万富翁和大宗商品投资者，还是贝尔斯登的经纪业务客户。凯恩设法让路易斯相信贝尔斯登的股价偏低，很值得押上一个大注。他们因为都喜欢金罗美牌（gin rummy）游戏，关系非同一般。2007 年 9 月，路易斯首批购买贝尔斯登 7% 的股份，花费 8.64 亿美元。（路易斯后来又购买了更多，在贝尔斯登倒闭后共损失了约 10 亿美元。“他是个成年人，而不是一个哭哭泣泣的小孩。”凯恩如此描述路易斯的反应。）
到 2007 年 9 月底凯恩脓毒症痊愈并返回工作岗位时，他以及公司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接下来的几周内，KKR 私人股本投资基金（Kohlberg Kravis & Roberts）、堡垒投资集团（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J.C. Flowers 和其他一些公司曾来查看过贝尔斯登的账册，但最终没有一家跟它达成交易。10 月 22 日，公司对外宣布了与中信集团的交易，但这不是一笔资本注入，而且几个月后才能完成交易。之后，11 月 1 日，《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人士的话报道称，凯恩在桥牌锦标赛中“白天过后”曾吸食大麻─其中包括 2004 年在孟菲斯的一次，他和一位女士在卫生间─以及其他“更私密的地方”─共同吸食含大麻的香烟。对于他吸食大麻的说法，凯恩对该报说：“这根本不可能。完全不可能。”之后，他进一步向所有 1.4 万名贝尔斯登雇员否认该报道，说他不曾“有不适当的行为”。另外，他还告诉《财富》说：“关于我在锦标赛场地跟某女士在卫生间一起吸食大麻的说法，纯属捏造。”
凯恩再怎么否认也无济于事。谢尔曼仍是一位大股东，他开始在董事会上公开质疑凯恩的领导能力。由于持有的抵押贷款担保证券和其他债务性债券的情况迅速恶化，公司被迫减记 19 亿美元，因此在 11 月底，公司历史上第一次报出季度亏损 8.54 亿美元。减记导致贝尔斯登 120 亿美元的账面价值缩水了 7%。到 12 月份，这位首席执行官大人厌倦了悬而不决的命运，因此他通知自己亲自挑选的董事会说，自己打算退休了。“可以选择的空间很有限，”凯恩说。“如果你被撞翻了，如果你消瘦了不少，而且身体不是很健康，但你知道一件事─你知道自己已经尽力了，但你不够聪明，不知道答案─这让人很为难。”
不久，谢尔曼告诉凯恩，固定收益和股票部门里许多忠于斯佩科特的人正要找他算账。1 月份，凯恩决定退休，而不是留下来继续遭遇难堪。他仍前去办公，试图完成与中信集团的交易。2 月份。他和妻子办理了以 2,740 万美元购买两套紧邻的公寓的手续。这两套公寓位于广场酒店 14 层，酒店坐落在第五大道和第 59 街交汇处，最近刚刚装饰一新。
在 3 月份贝尔斯登的流动性日趋干涸之际，凯恩却在底特律参加北美桥牌锦标赛（North American Bridge Championships）。直到最近，他才购置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并且至今也没有使用黑莓。因此，在他参加锦标赛期间，要想联系到他实属不易。在底特律入住的酒店房间里，他看到了施瓦兹 3 月 12 日接受 CNBC 电视台采访的镜头─施瓦兹在采访中说，没有迹象显示贝尔斯登流动性受到了任何迫近的威胁─但直到星期四即 3 月 13 日深夜，他才被告知公司面临的危机。这时候，“挤兑”已经开始啦！当夜，董事会召开电话会议时，凯恩仍在底特律玩桥牌，所以他很晚才加入电话会议。对于美联储周五的救援融资行动以及公司股价当天因受信用评级机构调降评级影响跌至 30 美元左右，他全然不知。直到周六下午 4 点，他才搞到一架私人飞机飞离底特律（不，他不曾想过给西北航空公司打电话）。因此，当晚 6 点半，他才抵达位于纽约的贝尔斯登办公室。“我走进来的时候，他们对我讲：‘降到每股 8 到 12 美元了。这是跟 J.P. 摩根大通的交易价格’。”凯恩回忆说。
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并不感到意外，但是可以理解，他曾想过这笔交易对于他本人在财务上意味什么。“我说，‘600 万股’。”他回忆说。“‘我的屁股被人踹了一脚。’”星期日上午，在 J.P. 摩根大通应财政部长保尔森的敦促把交易价格降到每股 4 美元并很快再降到 2 美元之前，凯恩前往位于第 91 街和麦迪逊大道交汇处的杰克逊霍尔饭馆，争取文森特·德瑟（Vincent Tese）提供帮助。德瑟是亿万富翁，无线传媒国际公司（Wireless Cable International）的董事长，并担任贝尔斯登董事会首席独立董事。对于凯恩所谓的打出“核牌”─威胁申请破产─的影响，二人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但是你不能打这张牌，”他说。“你不能打。如果世上有任何人打这张牌的话，也应该是我。”
星期日夜间，他与其他贝尔斯登董事一起，投票决定以每股 2 美元的价格与 J.P. 摩根大通进行交易─这一交易现在已经臭名昭着─而不是让公司从星期一上午开始进行清算。一周后，他还参与了修正后的每股 10 美元的交易的投票，同样是为了避免另一次清算威胁。“我没有一点感觉，”他说。“就像是测验中你没有考好。就这样。没什么好说的。我为自己以及我的贝尔斯登大家庭感到悲哀。”尽管凯恩退休了，他还是要做到有始有终，仍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和高管用餐室，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3 月 25 日，也就是 J.P. 摩根大通上调收购价格的第二天，凯恩夫妇以每股 10.84 美元的价格抛售了持有的 566 万股贝尔斯登股票，获得 6,130 万美元。（3 月 24 日，套利者曾一度把贝尔斯登股价推升到 13.85 美元。）格林伯格一怒之下对凯恩执行大宗交易收取了 77,000 美元，而按当时的雇员折扣只应收取 2,500 美元。“如果他不喜欢这样，他以后可以到别处去做事。”格林伯格对《纽约时报》说。（2 月份，凯恩曾以大约每股 80 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其手中的一些其他贝尔斯登股票。）既然现在交易已经完成，凯恩还将因为其持有的限制性股份及其在资本积累计划中的份额，换取 460 万股 J.P. 摩根大通股票。
5 月 29 日最后一次贝尔斯登股东大会上，凯恩在公司礼堂的讲台上拿过话筒的时候，是整个会议上唯一的脱稿讲话时刻。“（1 月 4 日）我退休之时，是一个伤感的时刻。”他对出席会议批准每股 10 美元交易价格的大约 400 人说道。“现在同样是一个伤感的时刻。没有摧垮你的事情，将会使你变得更加强大。这一刻，我们都像赫拉克勒斯（Hercules，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译注）一样无法掌握命运。生活还要继续。”随后，他愤怒地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公司的倒台完全应该归咎于一些未被点名的金融鲨鱼的“阴谋”，他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揪出参与这一阴谋的人”。
凯恩使用“阴谋”一词所指的是，几家可能从贝尔斯登倒闭中得到好处的对冲基金，大肆利用有关公司存在问题的谣言，最终导致公司的客户和放贷人决定终止与它的业务来往。他期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调查会发现试图搞垮贝尔斯登的有组织的一致行动。但他对此持怀疑态度。“连百分之一的可能都没有。”他如此预测 SEC 提起指控的几率。“只有五百分之一的可能。”
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作为理想的起点，可以首先调查那些从贝尔斯登倒闭中获益的对冲基金─获利高达数十亿美元，包括高盛（Goldman Sachs）；对冲基金保尔森公司（Paulson & Co.），该公司通过贝尔斯登进行业务结算，其大老板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曾任贝尔斯登投资银行家；以及凯尔·巴斯（Kyle Bass），位于达拉斯的海曼资本（Hayman Capital）的大老板。在接受采访时，高盛联席总裁加里·科恩（Gary Cohn）说，高盛与一伙高级客户共同阴谋搞垮一个华尔街同业银行的说法，“实在荒谬可笑。”保尔森公司和海曼资本对此均未作出评论。
凯恩的阴谋论忽视了一点：贝尔斯登的资产负债表非常脆弱。不管对冲基金和卖空者是否曾利用了公司的弱点，导致公司财务孱弱的不是别人，正是凯恩和他的同事。他们利用回购市场来满足公司绝大部分的日常资金需要（每天约 500 亿美元），并使用其抵押贷款帐户的约 71% 作为抵押。这样做等于是决定了公司的噩运。（而据科恩称，高盛通过回购市场融资的比率尚不足其抵押贷款帐户的 10%。）
对投资银行而言，有担保的回购至关重要，他们每天都要借贷数十亿美元的回购协议，以此为其日常活动融资。简单地说吧：通过多年来的不断积累，华尔街投资银行拥有数千亿美元的证券存货（贝尔斯登大约有 3,500 亿美元该类资产）。就像梅西百货（Macy‘s）一样，这些机构设法加快这些存货的周转速度，希望以高于买入价的价格卖出这些存货。同时，像梅西百货一样，他们以这些资产为抵押物取得经营业务所需的资金。所不同的是，梅西百货使用存货和应收账款为一个循环信贷额度提供担保，信贷的期限为 4 年左右，而贝尔斯登和其他华尔街投资银行则利用回购协议市场为其部分存货融资。他们以一种价格向投资者出售其证券，并同意第二天以稍高的价钱赎回。二者之差即为投资者为提供融资获得的报酬。这种方式称为“隔夜回购协议”，多年来它一直运转基本良好。
如果梅西百货的债权人有能力每晚决定是否为其存货融资，他们将可能突然中断对公司的借款─特别是他们感觉梅西百货仓库中的存货存在问题之时。因此，梅西百货绝对不会做如此愚蠢的事情，但这却恰恰是华尔街的运作之道。贝尔斯登依赖隔夜回购协议的融资方式无异于赋予隔夜放贷人─如富达投资公司（Fidelity）和 Federated Investors─每晚评估公司健康状况的权力。在 3 月中旬那个致命的一周，这些隔夜放贷人集体投下了反对票。结果怎样？在挤兑风潮中，贝尔斯登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满足客户的要求。
在 5 月份召开的最后一次股东大会之后，几个忠实于凯恩的属下前来跟他道别，他就这样在跟他们的攀谈中度过了他在贝尔斯登的最后几个小时。其间，J.P.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在意大利波西塔诺登机时给他打来电话，询问股东表决是否进展顺利。最后，终于到了凯恩离开他位于麦迪逊大街 383 号 6 层那个避难所的时刻了。不过，情况已经与从前不同。多年来，每到周四下午，凯恩就提早赶往东 34 街直升机场，前去搭乘飞往好莱坞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直升机，这样一个行程的费用约为 1,700 美元。但是，自从他 1 月份退休之后，有些奢侈的活动就不得不取消了。于是他穿上夹克外套，从秘书桌上抓起一块新鲜的巧克力曲奇条，朝范德比尔特大道走去。一辆轿车正等接送他前往“花园州公园路球场”（Garden State Parkway to Deal），参加下一轮的高尔夫活动。今天没有直升机接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