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买制造业资产到买金融服务性公司，中国企业做好准备了吗？
文 | 本刊记者 杜亮 王春梅 见习记者 蔡钰
中国正在穿越华尔街(Wall Street)的“墙”。
在一片哀鸿声中，受到次贷危机重创的华尔街，迎来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拯救者。2007年5月，从中投30亿美元入股黑石开始，一系列针对欧美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案不约而至（参见附表2：2007年以来中国金融企业主要海外投资一览）。
仅在一两年前，中国的金融企业还是被外资金融机构“百般挑剔”的救赎对象，而现在俨然成为后者主动攀求的“白衣骑士”。
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的大多数投行和专家都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是中国金融企业“走出去”的一个绝好机会，若情非得已，华尔街的大门不会轻易向来自非欧美国家的金融机构敞开。另一方面，面对美元的持续贬值，中国近几年经济高速增长所积累的高达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必须寻求更为安全和更高回报的投资渠道。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教授数年前曾经鼓动中国制造企业收购世界顶级企业，跨越自主升级之路，整合全球资源，此番更力主抓住金融业海外投资的机会。“我觉得现在即使做一个被动的投资者也可以。重要的是分享全球化的胜利果实，因为你自己还没有这种创造能力。”
但是，当2008年3月，中信证券收购贝尔斯登以后者几近破产而不得不中止的时候，人们隐约看到了这一波中国金融企业海外大进军的凶险一面。而绝大多数投资对象股价的大幅度缩水更是让这些中资金融机构饱受“鲁莽”的质疑。“出海”的时机是否恰当，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傻钱”还是“聪明钱”？
“要让境外的金融机构、被投资方尊重你的投资，这是‘聪明钱’；‘笨钱’纯粹就是填洞，人家找不到其他的钱，就到你那里去取钱。”软库金汇执行董事兼投行负责人温天纳指出。
如何做“聪明钱”，而不是“傻钱”，投行人士和金融业内人士的意见可以归纳为四点：
● 要有长期投资的准备
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王冉说：“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股价大跌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永远都是，是否到了买进的时机。但投资这种事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曲线的最低点在哪里，要是知道的话，全世界的钱都让你一个人赚去了。因此，在我看来，比选择时机更重要的是看这些银行的基本面是不是还好，是不是真的具备全球范围内运作的能力。像花旗、摩根这样的公司，在历史上已经被几轮的经济周期证明，它们有其存在的价值，就是值得买的。”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梅建平指出，不能以“散户”心态来要求中国的金融企业，“中投对黑石的投资，对摩根士丹利的投资，不能以1年、2年的投资回报来衡量，应该以今后5年、10年的投资回报来衡量，因为它们做的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投资。即使是巴菲特，以及另外一个股神彼德·林奇，在它们的历史上，投资过很多的股票，买了以后，曾经也大幅缩水，但是5年、10年以后，发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梅建平举例说，花旗银行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股价曾经跌到过8美元。当时一个很有名的机构投资者先锋基金，从15美元开始买入，结果一路买一路跌，跌到8美元。随着美国走出经济萧条，后来发现，这是他们投资经历里投得最好的一只股票。
● 要有清晰的战略思路
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米嘉表示，大部分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都是力图为自己富裕的现金寻找有吸引力的归宿，也是在响应国家“走出去”的号召。然而这些交易背后的实际战略原理却不是很清晰。
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龚方雄认为，现在的市场走势，短期投资的时间点确实很难把握，“你很难保证你能够去抄到一个绝对的底。这就要分批投入，要有一个战略布局，把风险控制好，然后坚定不动摇。”
作为海外投资的主角之一，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称：“很多人是从股票的投资价值，从钱上考虑的问题比较多，而我更多考虑的是海外市场、客户资源。另外更主要的是我花了钱买了这个团队。”
● 要有可靠的国际化团队
当大家都认为机会来临的时候，识别风险就变得十分重要。银河证券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师滕泰称：“入股之前，要了解投资对象背后的盈利结构、资产负债模式、杠杆背后所隐含的风险，不了解的情况下，不要盲目进行。”
“海外投资，需要雇国际化的团队才行，不然可能就会给人骗。”某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称，黑石上市前，就已经知道债市出问题了。“有些投PE的大佬们跟我说，原来承诺包销的债券不能做了，要跟黑石重新谈判。这些情况，难道黑石不知道吗？所以说最贪婪的人才去搞金融，什么都要提防。”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说：“平安就不一样。他雇了很多国际管理团队。这些团队有很好的经验，做起海外投资就比较顺手。”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吴念鲁指出：给中资金融机构做财务顾问的机构很多本身就因次贷麻烦缠身，指望他们给出合理的建议是值得怀疑的。中国金融企业在做海外投资，包括当年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财务顾问基本上都是“一拨人”，“他们能真正站在中国企业的立场上吗？”
● 要有对等谈判的心态
某外资投行中国区负责人表示：“中资金融机构在投资的时候，应该多考虑一些跟美国人要一些政治筹码。当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美国国会极力反对。现在它的金融机构出问题了，指望中国人来救，至少美国国会或者白宫要出来表示一下友好，我再给你钱，对吧？”
吴念鲁认为，要讲究对等原则。“比如外资参股中国银行、工行都是3年的锁定期，为什么中投投黑石要等4年？”
滕泰也认为：“谈判的条件是不公平的，拿那么多的股权居然人家一个投票权都不给你。为什么没有争取到最好的条件？回过头来看，还是因为对形势的判断是不够的，假如能预见到后面市场会这么大跌，就不该急着出手。你还那么迫切，牺牲所有条件去进？你不让进，我就不买；不给董事会席位，我还不干呢？主动权其实在我们手里。”
“出击海外”还是“专注本土”？
在支持中国金融企业借势出海的主流观点之外，反对“机会主义”的声音也占有相当的分量。他们认为，中国金融企业应该关注本土机会，而不是急于“走出去”。
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认为，当此次贷危机之时，中国经济界整体应该考虑的是本土经济如何回避风险、应对风险的问题，而不是抄到“敌人”后方去。从总体上讲，中国整个国家和企业并没有做好海外收购的准备。“我们之前的制造业收购也不过是买资产，但买公司，尤其是买金融服务类型的公司，那完全是两回事，你的文化、管理有什么可以输出的？现在金融企业说抱着学习的低调心态，只是参股，不进董事会，不要投票权，那是被逼的，很难说明这些公司真的有所觉悟，从之前中国公司海外收购失败的教训中学到了什么。”
谢国忠说：“全世界都想捞底，你一着急，去了就被套住了。中国人均GDP才2000多美元，还有很大的市场有待挖掘呢。中国金融企业大规模出海，现在还没到时候。金融业并购不像买工厂，有地、有机器，值多少钱，有多少债，比较容易看到的。金融企业的资产，随时可能一夜之间就一钱不值。像金融衍生品这么复杂的东西，西方国家已经玩了几百年了，你还没弄清楚就想去凑热闹，不太合适。”
他举例说，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上世纪70年代创立，到了90年代中期才走出去的，准备了20多年的时间。中国金融企业的市场化才刚刚开始，需要把激励机制搞好，吸纳很好的国际化人才。企业需要经历几个经济周期，风险控制经得起考验了，再去想国际化。“说什么交学费，钱就是钱，有的还是别人的钱，你别拿别人的钱去交学费啊？”
华泰保险公司董事长王梓木说：“也有人向我们建议，参股一些海外金融机构，但我们感觉自己的实力还不是很强，再一个参股的目的和意义也不十分明确。全世界现在公认中国的市场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市场，把自己的有限资本拿到国外去发展，到底是事倍功半、还是事半功倍呢？”
在这一波战略性参股欧美金融机构的热潮之中，《中国企业家》也注意到，实力雄厚的国有商业银行如工行、建行、中行除了在新兴市场国家有一些收购案之外，并未卷入其中。这或许并非巧合。
[中国金融家]
他们为何选择低调？
文 | 本刊记者 杜亮
与几年前家电领袖们大手笔的控制性并购，以及无法掩饰的强烈历史使命感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金融企业的海外投资显得格外小心翼翼。试探性的小比例参股(均在10%以下，以不触及美国外资审查的底线)、分阶段投资、多数不要董事会席位甚至投票权以及抱着谦虚的学习态度，成为这一波金融业海外并购的显著特征。而不事张扬甚至缄默不语几乎成为操盘的金融企业家的一致姿态，以至于外界对其投资合作的细节很难窥知一二。
细究其因，大约可以归结为五点：
一是金融业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敏感行业，能够找到一个市场缝隙进入已属不易，如果大张旗鼓地宣传其战略意图，难免招致投资东道国政府的警惕与反感，导致功亏一篑。比如像中投这样的主权财富基金，其海外股权投资的每一举动都会被欧美国家视为带有国家战略意图，这种情况下，还是不说为妙。
二是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制造产品和市场。中国的制造业历经30年“世界工厂”的修炼积累，尽管至今仍面临“升级”的困扰，但是行业规律性的东西，对于中国的制造企业来说，已经毫无秘密可言。而看不见、摸不着的金融产品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需要向西方人求教的太多了。
三是相对于制造业来说，中国的金融企业市场化程度还很低。金融企业家大多还是有官方色彩，本身不愿抛头露面。
四是吸取了一些制造业企业家高调国际化、而后惨淡边缘化的前车之鉴。不被使命感、责任感冲昏头脑，低头做事。
五是美国次贷危机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而国内股A股市场已成熊市之态。大环境的不断变化使得这一轮海外投资的成败一时难于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