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你没有什么特殊的领导力”
看似热热闹闹皆大欢喜，实则那不是一个很美妙的记忆——说的是高盛前任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桑顿在清华EMBA开讲的第一堂课。
桑顿一手拿着一罐可乐，道具式地，很长时间也不喝一口，一手插裤兜里，在台上缓缓踱着步，讲着他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
那是9月16日，在一个可容纳五六百人的阶梯教室。教室里坐满了清华各年级的MBA、EMBA、MPA，还有校方出于宣传需要请来的各路媒体，闪光灯不断，数架摄像机始终对准台上，整个教室仿佛笼罩在被巨大期待感所填塞的“气场”里，而此刻台上的主讲人却只是在台上喃喃地作一些自我介绍，仿佛始终游离在“全球领导力”的主题之外。
难道这就是这位顶级投行家的风采？难道这就是他关于政治、商业趋势的高知灼见呢？少数学生渐渐在座位上不安分起来，他们开始翻看课前发到他们手里人手一册的《高盛文化》，校方想以此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桑顿的背景，在此时却成了分神时的阅读物。
桑顿不够了解中国，不够了解校方的心态。直到演讲的这一天，他到清华后才发现，第一堂课原来是面对700人左右的一个演讲。而之前他一直以为他会来到一间小教室，像他设计的那样，只面对四五十位学生做交流。他从来没有想过该对700人讲什么。
长约四十分钟的自我介绍中，气氛不活跃、没有高潮，甚至桑顿在最后讲拿破仑的某个故事时也未能调动起室内气氛。在这些EMBA、MBA中，有的人掌控着数十亿的资产、有的人身居政府要职，他们不是从未走出校园的学生，不是那么容易受老师的暗示或引导，这样一个不新鲜的、遥远的故事无法让他们兴奋。
提问时间。
一个三十来岁的学生站起来说：“我听完你的演讲，觉得你没有什么特殊的领导力……”话未说完，全场响起了支持、赞成式的掌声，桑顿一只手捂着同声传译的耳机，镇定地微笑着给出解释：“我还没有和你们深入讨论我读到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又一名学生站起来说：“东西方文化是非常不同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在举了一个冗长的关于红军、毛泽东的例子后，他直接问道：“你给我们讲的会有什么实用价值吗？”这句话招来比先前更热烈的掌声。桑顿继续保持微笑，勉力应对：“我所讲的并不是什么理论的东西。”
在桑顿宣布他将来清华执教之后，他听到过一些说法，比如说他是现代的“白求恩”，但是他称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人，所以很难回答自己是或不是。而英国《金融时报》为他贴的标签是：“一个死硬的资本家进入社会主义中国”。显然这两种标签都带着某种业已过时的时代意识。真正的事实是，此次桑顿是清华大学在西方商业社会里最好的推销员，当桑顿见到清华经管学院院长时，他不无得意地半开玩笑：“清华大学这次在美国受到的报道比过去一百年来的总和都还多。”但是清华的学生并不因此就轻易买他的账。EMBA们咄咄逼人的提问背后是更尖锐的潜台词：“没有对中国的了解，没有发言权。”
加倍努力的学生，
更受欢迎的老师
但桑顿要的不就是对中国的了解？他不是领着1美元年薪扶植中国EMBA教育的“白求恩”。通过在清华授教，他将对中国某些东西了然于胸，他将和中国政治、商业领域的（未来）领导人建立起各种关系，这些是他对1美元年薪的全部补偿。桑顿是一个能力超众的“织网者”(networker)，“织网”是他在前半生的投行生涯里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他现在仍然要延续这份手艺，只不过他将网络的据点从美国的华尔街挪到了中国的清华。
“桑顿不再需要钱，他喜欢的是闲聊。”他的一位高盛前同事说。正确。桑顿说他在中国最兴奋的就是当他自我感觉对中国又多了一些了解的时候。“比如前两天和胡鞍钢聊天。”他在清华的办公室里的书柜是空的，但是会客桌旁，只要他在清华办公，则永远有人。陪同桑顿见各种客人的是Joshua Ramo，桑顿从高盛退休，他则作为《时代》周刊最年轻的主编从杂志社辞职，成为桑顿在中国项目上的搭档，懂汉语的他是桑顿和中国人打交道的一个必经关口。
七百人授课仅第一次后即告不再，现在参加“全球领导力”课程的四五十位学生都是桑顿从报名者中一个个面试挑出来的。他否认他在挑选这些EMBA、MBA和MPA的职业背景和英语能力，“惟一的标准是他们必须有强烈地为中国做事的愿望、坚毅性格以及强烈的学习动机。”
在他每次逗留清华的两三天内，一般都会安排和个别学生的会谈；受学生邀请，他去学生家里做客，这是他第一次进入中国人的家庭空间；学生送他一张光碟，关于中国20世纪历史，令他大感兴趣；他还参加MBA主办的鸡尾酒会；美国亚洲协会会长是个“中国通”，桑顿和他聊中国，一次竟连续聊了6个小时；桑顿的床头，一直放着几本有关中国的书……
11月13日，桑顿请来两名非盈利组织领导人来作演讲。提问时，如果哪位学生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不苟言笑的桑顿会朝主讲人迅速地竖起一个大拇指，抿得更紧的嘴角似乎有种骄傲，仿佛在说：“瞧，这是我的学生！”他称，自己已能叫出3/4的学生的姓名。
当天演讲结束后，桑顿总结道：“钱是个很重要的工具，但是你必须要抓住人的心。领导人必须有自己的愿景，推动人们脚踏实地的、有创造力地工作，这些都比钱更重要……我常要求你们在论文里谈谈你们对领导力的想法，今天我们谈到了领导力的两类能力，一类是选择人、理解人和推动人的能力，一类是和下属交流的能力，包括遣词造句的能力，你们要突出这两类能力。今天就到这里。”全场掌声，学生们继而埋头填写学校要求必填的课程评测表，很多人为桑顿打了高分。
两个月多月来约翰·桑顿已在清华EMBA主持了近十场“全球领导力”的课程，凭借着桑顿本人的影响力，请来了包括日产总裁卡洛斯·戈恩、WPP集团CEO、网通总裁田溯宁、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列文等等作主讲人。“给我本人最大收获的是田溯宁主讲的那场。”桑顿说，因为他看到了田和学生之间那种放电式的互动。
比起两个月前，桑顿现在成为了更受欢迎的老师、以及在理解中国方面加倍努力的学生。
中转站：清华
“我自问，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比了解中国、帮助中国更重要的呢？我现在49岁，明年1月2日就50岁了。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我想完成的事情，现在开始总比5年后、10年后开始要好得多。我总对生活投以战略性的眼光。”桑顿说。
英国ICI公司的前任总裁对桑顿的评价是：“他能看到万花筒里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在高盛的23年中，桑顿倒有90%的时间不在美国国内，他就像高盛向欧亚大陆派出的开荒者，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创了高盛在欧洲的投行业务，又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任亚洲区主席。后者肇始了他和中国的关系。
当时，恰逢中国政府有意将优质国企推向海外资本市场，高盛在其中推波助浪。1997年，高盛成为中国移动香港上市的包销商。而当时力推国企海外上市的朱总理，正是为桑顿日后走进清华经管学院起关键作用的人物。这两次的出征奠定了桑顿在高盛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当1999年桑顿回到高盛总部，他和长期呆在国内、以遥远目光看东方的美国政商精英已迥然不同了。
“1983年，当我告诉我的美国同事我要去英国，他们认为我疯了。”和华尔街相比，当时的欧洲投行业务极不发达。20年后，当他作出来清华的决定后，有的朋友认为，他再度“疯了”。
疯狂吗？桑顿说：“我的血压正常得很。”在清华一次和EMBA们的聚会上，桑顿用手腕测血压器测了测，是106/68，“比大部分学生都低呢！”桑顿以此表示：他非常享受当下的状态。
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其实有更大的企图心，他自己也几乎承认，清华只会是一个中转站，确定的是，中国是他后半生的工作重心。那么，清华之后，除了从政还会有更合理的选择吗？高盛似乎有这样的传统。桑顿的前任鲁宾进入了克林顿政府任财政部长，据说在高盛挡在桑顿前面的那个人、现任CEO汉克·保尔森也一直有心进入华盛顿却因投行声誉受损等原因一直未果只好滞留高盛。
“我喜欢将生命置身于前沿的感觉，”桑顿思忖着回答《中国企业家》杂志，“如果明天就让我去从政，我肯定不会去，因为我正专注地做这件事(了解中国)，但是五年、十年以后就说不一定了。”
桑顿依然维系着他和美国政经圈的紧密联系，他依然在美欧日之间飞来飞去，他至今仍是高盛的顾问、还是Intel、福特汽车、默多克的天空广播等几家公司的董事，美国Brookings研究机构的主席。
“桑顿先生，你怀念华尔街吗？”
“华尔街是一个很好的记忆，但我并不是很怀念，我更希望对现在所做的事保持激情。”
“华尔街的生活不是更刺激吗？”
“我不觉得。也许对你来说是这样，但对我，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