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中国,犹如一面飞扬的旗帜,以一种耀眼夺目的姿态,高高飘扬于世界的东方。而与中国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弥漫于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所产生的悲伤和痛苦,以及对全球经济发展前景的殷殷期待,这就是中国在2003年的最佳写照。
回顾2003年的大事,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伴随中国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整个社会的焦点正在日益逐渐集中于政治与经济的结合部,而2003年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更使得这个结合部变成了一个空前热闹的地带。问题是,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偶然的,或还是存在某种必然?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社会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中率先开放无疑是一种政治,得益于这一政治,中国经济开始起飞。此后,体制领域的改革逐渐滞后于经济和市场领域的开放,但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同时也实现了一种社会的结构性稳定,中国经济在市场开放的支持和刺激下,迅猛发展,即使在西方国家近年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也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持续增长。中国的GDP总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3000多亿人民币,发展到今天已经突破了10万亿人民币大关。
不过,就在经济顺利发展的同时,各种潜在的体制矛盾制造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和麻烦。企业的政策成本和广义上的制度成本居高不小,甚至有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之势;中国加入WTO以及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使得滞后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不但不相适应,而且问题日趋国际化,这一切均使得人们的目光,重新回到了体制改革之上。人们已经认识到,未来的中国,生产力能否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国家整体竞争力能否得到持续的提高,关键还是在体制,在体制的改革。事实上,中国社会在开革开放的历程中,走出的是一个8字形的轨迹。现在,我们经过一个回合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正在重新回到这个8字形的中点。
对于中国在2003年发生的大事件,综而观之,应该说,大事集中于政经结合部并非是偶然的现象,这是一个回合的结束,也是新一回合的开始。中国正在某种程度上发生着一场政经整合,在这样的整合中,既有经济领域向体制提出的改革要求,也有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施加的压力和渗透。事实上,各种各样的大事件的发生,仅仅是这种政经整合的先兆,而这种政经整合的趋势,既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深入,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
2003年的中国,有阳光,也有风雨。对于一年中的各种大事件,梳理下来并且按照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共同影响力来区分和提炼,那么可以认为,2003年里值得人们在未来追忆并且细加品味的中国政经大事至少有如下十件:
No.1非典疫情的爆发与蔓延
2002年11月16日,现在被称为“非典”的非典型性肺炎最早出现在广东的佛山市,此后,从2003年春天开始,非典在以北京为重灾区的广大地区迅速蔓延。直到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除名。
非典疫情的出现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冲击,两位重量级主官—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长因非典问题而一并被去职,不但创下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负面纪录,更显示了中国社会体制脆弱的一面。但好在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外加烈性传染病来得猛、去得快的自然特点,最终非典疫情得以在较短的时间里被克服。
在经济层面,非典疫情的出现为中国经济带来沉重的压力。全国物流几近瘫痪,大量消费场所停业或失去了客源,全国经济尤其是服务业的损失惨重。在非典重灾区的北京,2003年1季度到3季度GDP增长的速度分别比同期的上海、广州、天津、重庆慢了1.8、4.8、4.2和1.1个百分点。损失之大,可想而知。
客观评价非典,它并未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实质性、体制性的影响。在经济层面,非典后,在投资大幅增长的有力拉动下,中国经济继续维持了很高水平的增长;在社会层面,各种体制上的变革也未发生,显示中国社会结构依然稳定的同时,却也令人对今后类似问题的发生和可能的影响产生担忧。
No.2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浮出水面
2003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公布。根据这一方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将从央行中分拆出来,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事业单位独立设置。而国家经贸委指导国有企业改革和管理的职能,中央企业工委的职能,以及财政部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将整合起来,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应该说,中国企业一向面临的麻烦问题就是制度成本高昂,而政府机构改革与降低制度成本之间存在着莫大的关系,所以未来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效,是值得中国商界高度关注的大事之一。而这一次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调整力度之大,涉及的部门之多,也为近年来所罕见的,证明了中央高层推动政府体制改革新一轮努力的开始,但最终成效如何,还有待社会各界在未来的社会实践中加以检验。
No.3围绕人民币升值以及
中国经济过热问题出现大讨论
从2003年夏季开始,伴随气温的上升,国际相继出现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而与之相关联的就是中国经济过热的观点开始出现。事实上,这两个问题之间是存在一定经济联系的。
人民币的升值呼声,是因为大量外资进入中国,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而中国经济过热的担忧,同样也是因为全社会投资的快速增长,而这些问题又与全球化趋势和国际政治相互交叉在了一起,使得问题和形势大为复杂化。
如果从经济和社会角度观察,中国政府在人民币升值和经济过热问题上的态度是谨慎的。
有关政策基本而言,首先就是尽最大可能维持人民币的稳定,甚至宁肯国内出现适度的通货膨胀,修改退税政策,也不愿意人民币出现波动;其次是尽力避免“硬着陆”的现象出现,只是静悄悄地借年底外资进入缩量的时机,开始适度收缩银根,控制投资过快增长,以此避免金融风险的发生。
对于人民币升值和经济过热问题,所有的讨论和争议是相当激烈的,有时甚至构成了国内与国外,国内与国内的观点交锋。
从实际政策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对于相关经济政策的态度是积极的、稳健的,而且迄今的客观效果也相当不错。
No.4政商两界出现互动趋势
2003年6月5日,由于担忧房地产业的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的通知》(一般称为“121号文件”),对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住房贷款做出了很多严格的规定,该规定的出台在房地产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议,媒体称“121号文件”使房地产业遭遇到了政策寒冬。与以往其他行业不同的是,房地产业并未在政策面前表现消沉,一时间,房地产业内各种研讨会到处举行,不少著名的房地产商更是直接走上前台,直面媒体,抒发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事情到了初秋之际有了转机,2003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下发了国发(2003)18号文件,简称“18号文件”,首次明确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表态支持房地产市场发展。
良性的政商互动,一向就是一个社会结构健康的体现。从规模来看,中国的房地产业这一次在很大程度上均卷入了争论之中,因此规模之大是空前的,而最后的结果是相关政策进行某些修正,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根基获得了进一步的稳固。与世界各国常见的政商两界之间的互动相比,由于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这在目前的中国依然是个新鲜事,主要的障碍在于缺乏有效的渠道和必要的机制安排,因此未来这种情形的出现相信还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但就这次政商互动的结果来看,如果从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结果无疑是一种政经双赢的局面。
No.5CEPA协议正式得到实施
在历史上,中港两地经贸关系一直是维系中国发展的经济支柱之一,也是历史上中国外汇收入的最主要来源。随着中国的市场逐步开放,未来有必要重新定义中港两地的经贸关系,这就是CEPA协议出台的大背景。
2003年6月29日,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在港正式签署CEPA协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仪式,显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未来前途以及中港经贸关系的高度重视。而从协议本身来看,相关的规定已带有一个明显的政策趋势,就是在中国向国际履行WTO义务之前,首先尽可能地向香港商界开放大陆地区市场,提高香港商界竞争力的同时,刺激广东和深圳经济的发展。
作为区域经贸关系,CEPA协议的执行显然并非是完全刚性的,但很显然,CEPA协议对中国华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很大的利好,可能为中国华南地区未来几十年的经贸互动奠定了基础。
No.6地产腐败被揭开盖子
2003年6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应内地要求,将上市公司上海贸易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周正毅的妻子毛玉萍带走进行调查,掀开了中国打击地产腐败活动的一幕。2003年6月10日,中银香港发表声明,承认该公司刚获中国银行总行证实,前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已被正式立案调查。紧接着,2003年9月5日,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正毅被上海市公安机关依法予以逮捕。
周正毅与刘金宝事件,在中国金融界及政界引发了不小的震荡。此后,接连有房地产业的著名企业家遭遇调查风波,在周正毅之外,至少还有2家以上海为基地的房地产商被揭露问题严重,已经中箭落马。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制度上的不规范性,政策与利益,发展与规范到处纠缠不清,因而始终存在严重的权地交易、权钱交易现象。
不过,从2003年大量非法房地产交易被集中调查来看,这些长期以来积聚的地产腐败,正在逐渐进入清算期。
No.7中国商界启动“议会政治”
在西方国家,每逢国际竞争激烈之际,西方企业往往就会祭出议会法宝,冀望利用各国议会同时具有法律和社会舆论双重意义的特点来谋求和维护商业利益。在2003年“两会”期间,中国民营企业家也首次启动“议会政治”的砝码,抛出提案,反对中国零售业过度开放,维护自身的利益。显示中国的企业家阶层,也开始像西方企业家一样,开始通过政治渠道影响决策。
在这份由全国政协委员张宏伟联名55位委员向政协提交提案中,公开要求行政部门要对开放服务贸易持慎重态度,提案明确警告,外国公司已在中国建立了超过300余家的大型零售企业,特别是竞争最为激烈的大卖场等高端市场,外资掌控份额占到50%以上,已拥有绝对优势。而现在的零售业情况,已经超越了中国在WTO协议中所做的承诺。
No.8中日俄石油管道争端凸起
伊拉克战争之后,伴随中东局势的转变,以及中国国内能源需求的大幅增长,全球能源供应的版图事实上正在重新划分。中日俄之间,反复围绕各自选定的两条石油供应线展开了或明或暗的激烈竞争,正是这种全球能源供应版图重划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谁拥有便宜而可靠的能源,谁就会在未来全球市场更富有竞争力。
2003年夏秋之际,在中国已经出现了较大范围的能源供应紧张问题,不少经济发达地区更是陷入了被迫拉闸限电的窘境,显示中国能源问题相当严重,值得业界高度重视。
众所周知,能源竞争是国与国综合实力的竞争,但其最终成本却可能要社会和企业来共同承担,在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之一的今天,中日俄在石油问题上的激烈竞争显示,未来能源所导致的企业成本开销可能大幅增长,未来的中国企业可能将被迫开始注重环保建设。
No.9国务院新班子推出
振兴东北大计
2003年8月1日至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考察工作,并在长春主持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指出要把振兴东北摆在突出位置,东北老工业基地要适应改革新形势,走出加快振兴新路子。
9月10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问题,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主要任务及政策措施。
东北在中国经济发展上的战略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是在西部大开发之后,紧接着又推出了振兴东北的大计,多少还是令人感到有所疑惑。在中国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人们更为注重的是经济模式,而不是宏观方向,就此而言,或许振兴东北在项目技术上的意义要比战略意义更大。
No.10中国人首次飞向太空
2003年10月15日9时整, 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首次载人航天发射。2003年11月16日,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乘坐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飞船在太空中绕地球飞行了14圈后,安全着陆于内蒙古草原,太空英雄杨利伟因此晋升为上校军衔。
太空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所在,中国载人航天的成功,现在还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它表明中国人用自己的技术实力实现了自己的太空权益,中国人的太空之梦,将由此开始。
回顾2003年,中国的政经稳定是最大的年度特点。虽然遭遇非典大难,但却安然渡过;虽然国际竞争激烈,压力四起,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外资继续大量涌入。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但逢兴旺盛世,这种社会稳定,遇难呈祥,经济蓬勃发展的特点就会表现出来。时逢2003年末,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祈祷这种情况能够得以延续。这将是中国人之福,将是中国企业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