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政治家的重大出访，总是在为企业家开路—入秋以来，美国财长、总统为了美国制造业主的利益频频到中国到日本干预汇率，日本政治家为了石油更是流水般你一趟我一趟赶赴俄罗斯，而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则盯住了亚洲。10月初温总理在巴厘，10月底胡主席在曼谷，他们在为中国的企业家铺设一条通向未来几十年的“南下之路”，国内忙忙碌碌打打杀杀的企业家们，是否意识到了一个巨大的亚洲机会的来临？
一年多前，《中国企业家》曾经推出一期特别策划（《亚元梦想》），预测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将有一个地区战略上的大调整：从全球主义回到亚洲主义，先“立足亚洲”，再“走向世界”。没料到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这一战略得到大步推进。日本人谈了十多年没多大进展，中国人在一年多之间，就走出一个轮廓清晰的南下战略，“亚洲的政治和工商界领导人认为中国已变成一个热忱的好邻居”（《纽约时报》10月18日文章）。6年后，一个近20亿人口、3万亿美元GDP的庞大区域市场即将展现在中国企业家面前—这是100年前的商业先辈不敢奢望的梦想。
南下战略，对中国企业界意味着什么呢？
一个生意的新腹地。“在东南亚及澳大利亚，中国正竭力发掘现代化所需的原材料：从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开发液化天然气，从澳大利亚开采铁矿，从马来西亚开采橡胶和棕榈油”，德意志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斯潘塞对德国《经济周刊》说，10年后当中国-东盟贸易区形成时，中国和东南亚的经济结构都将发生互补性大变化，东南亚国家将在与中国相比有强大优势的能源和原材料领域及农产品上，形成战略竞争力，吸引到来自中国的大量投资。事实上，中国与东南亚在原材料能源领域的合作早就在加深，从早年的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西南铁路大陆桥，到中海油收购印尼油田，直至今年“东南亚跨海输油管道”的传言。这些生意，为中石油、中海油等“巨无霸”国家公司，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对更多的竞争性领域的中国公司而言，亚洲意味着更多的东西。本来，东南亚与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质的，都是面向美国市场的出口加工型制造业，资本输入和产品输出都高度依赖美国—1997年金融危机，已经成为亚洲各国的噩梦。一旦形成自由贸易区，本区域所有企业，会相互形成新的巨大的需求-供应链，从而互为腹地；区域内每一家企业的经营辐射半径，都会扩大数倍，从而改变依赖美国市场的外向出口经济，着眼区内共同市场内需—TCL在越南，华为在泰国和印度，这几年已经找到了全新的感觉。
一个全新的商业伙伴群体。商业是由不同文化的人推动的，中国人历史上对东北亚日韩熟悉，后来对美欧企业界也比较了解，但对东南亚尤其是伊斯兰商界就比较陌生。印度企业家有谁？谁是亚洲的比尔·盖茨？马来西亚的富豪有谁？印尼最大的上市公司叫什么？泰国？—它们是我们未来几十年的（商业）新邻居，可我们对他们真的所知甚少。东南亚是伊斯兰、印度教和儒家三种文化交汇之地，三者都有悠久的商业传统。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东南亚就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现代企业；直到今天，真正在全球商界代表亚洲的，还主要是印度企业。“中国什么时候出世界级企业？目前中国企业家甚至还不能出亚洲企业领袖”（张维迎语）。
华为高级副总裁费敏，曾满怀敬意地向我讲起过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过程中体会到的印度独特的商业习俗。在华为总部，还能看到专为穆斯林提供的祈祷室，简单整洁，一尘不染。香港商人陈启宗，几年前成立了一个亚洲企业领导人协会，东南亚各国商界都有会员，是一个难得的交流平台。如果可能，从现在开始，内地有意南下的企业家每年都应该安排到东南亚商界的商务或私人旅行—国内那么多商界论坛，为什么不到东南亚去开？
商业合作和人际交往，也提供了一种亚洲商界自我认知的参照系。全球化决不是美国化，美式资本主义并不一定适合亚洲，问题是，亚洲可能形成自己的商业文化商业体系吗？打了几百年仗的欧洲人，正是在经济融合的进程中相互认知，才确立了不同于美式资本主义的商业伦理及商业体系，一种更加重视企业、社会、员工和谐发展的商业哲学。同样的进程，亚洲人才刚刚开始。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足球界的口号并不适用企业家—只要成为未来亚洲商业领袖，自然就已是世界企业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