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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这二十多年的中国金融史上，关于海南的事情，似乎已成了一段公案，有人说，当年在海南翻云覆雨的，不少是五道口毕业生？
刘鸿儒：这是一个误解，或者是不实的传言。你可以去查，当时海南有多少家信用社、有多少其他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有多少是五道口的人，尤其是有多少在做正职？我敢保证，绝对不多，数都数得出来。为什么有人这么觉得？我认为，是因为五道口的学生人数虽少，但他们活跃。
《中国企业家》：您认为那些曾经参与创建了许多金融机构的人可以被认为是“金融企业家”吗？
刘鸿儒：可以这么称。任命你到国家的银行去当行长的，这叫干部分配，这不叫企业家，只能叫行长。但那些创建了一个银行、一只基金、一个证券公司的人，就可以叫做“金融企业家”。企业家是没有级别的，它是个事实的概念，你去做你就叫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五道口的学生会在金融改革中处于先导地位？
刘鸿儒：当时他们在五道口学到的东西是超前的，在中国前所未有。而且他们不仅有理论，还有实践。在改革的大背景下，他们自然会走在前列。因为有使命感，对国家有责任心，所以他们能不断地创新。
《中国企业家》：五道口出了很多金融领域的改革者、先行者，但大多数人都早已不在其位，这是为什么呢？
刘鸿儒：这个很正常。所有改革者没有存在下来的，大部分要牺牲。他是突破旧体制障碍的人，从理论本身到既得利益集团都需要他来突破。你冲到前面，触犯律条，突破理论禁区、习惯禁区，尽说一些“歪道”的话，当然就有一帮人反对你。从历史上看，这样的人最后都不会留在原位，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接着再做的，很可能是曾经批判过他们的人，这没关系，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它最终是一步一步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了。这个东西要坦然相对。
《中国企业家》：但其中有很多人都或者“出了事”，或者不了了之了，您认为这主要是有制度或者说体制造成的问题吗？
刘鸿儒：我认为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的改革是前所未有的，冲击非常大。有的人能够把握住自己，有的人就不能。制度不允许你贪污，你贪了，这是制度的事吗？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的法规是逐步建立起来的，所以很可能以前认为是对的东西后来变成不对的了，这是制度的问题。金融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处在风口浪尖上，人人都关注，所以比其他行业容易出问题。
《中国企业家》：您怎么评价五道口最初的几批学生？
刘鸿儒：他们刻苦，务实，理论与实践结合得紧密。再有，他们基本上是严于律己的。这几批学生创新能力强，使命感强，遇到了改革的好机会，所以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