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五道口没有校长。学校办了20多年，一直叫“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如果五道口有校长，那刘鸿儒也许是第一个。学生们有的叫他刘老师，有的叫他“刘头儿”。从1981年五道口创办至今，他一直不曾离开过这个学校—从心理上是这样，从事实上也是这样。现在，他早已卸任在家，但去五道口上课，仍然是他不能不办的“正事”。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就在五道口研究生部开课，把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理论问题，拿到课堂上来和学生们一起讨论。他还亲自组织一些理论研讨小组，广泛讨论当时金融领域里一些重要问题，五道口学生对理论和实践的了解深度，与他的直接参与和方向主导有莫大的关系。
从1983年第一批学生毕业开始，他已送离上千个学生，这些学生散布在全球各地，但绝大多数没有脱离金融这个行当，他最初创办五道口的愿望—为中国金融事业培养高端人才—早已实现。
刘鸿儒之于中国金融界，就像他之于五道口，是历史，是标记，也是许多不能遗忘的故事。1995年，他从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的位置上离任。1992年起，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8届和9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离开证监会之前，他曾先后任中国农业银行常务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几乎可以说从他身上开始—“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改革开始，当时农村商品经济日渐活跃，于是提出恢复农业银行，当年3月，我从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调任农业银行常务副行长，开始组建农业银行的工作。”
1980年，农业银行恢复运转，刘鸿儒回人民银行任副行长，分管银行改革。那时，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相继独立出来，与人民银行一起，渐渐形成五足鼎立的局面。再不久，建立横向的金融市场的方向也渐渐明朗。
“当时，金融系统干部的思想还局限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知道要改革，但是不知道怎么改。我们的大学，用的也都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教材，五十年代从苏联搬过来，没有大的改变。这种环境下，要推进金融业改革，必须培养一支既懂得市场经济又了解中国国情的队伍”。
不可能直接推动大学的改革，刘鸿儒和他的同事们就想到建一个研究生院。把这个想法报给党组，当时的书记李宝华很支持。
1981年，因为研究生院的地址选在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公社尚未启用的一个卫生院里，以后，“五道口”这个简洁而且像暗语一样的称呼赢得了所有与它有关的人的喜爱，就渐渐地代替了它的标准名称了。
刘鸿儒今年73岁，1959年，他从苏联莫斯科大学经济系获副博士学位后回国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是新中国银行界最早的海归派。一辈子在改革的风口浪尖上过，到了晚年的他，却一派镇静自若的清醒。他位于明城墙遗址附近的家里，阳台上做了高尔夫球洞，客厅边上装了台球案——典型的与时俱进。我们前往采访时，刘鸿儒刚刚从香港看了孙儿回来；家里除了书，最多的就是墙上他自己的照片和与老伴的合影。刘鸿儒说，他退下来以前，学生很少有来找他办事的，但退下来后，忽然“都一下子冒出来了”，来看他的、找他的，至今他即使要“周游列国”，“走到哪里，都有学生管”。刘鸿儒说，这，让他很感叹、很感动，师生情意是他这样长期身在官场的人的一种额外“偏得”，尽管他为此付出很多，但一切都那么值得—无论是于国家，还是于他自己，“五道口”从未让他失望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