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69年12月我被派到联邦德国首都波恩担任常驻记者，是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过去一直在第三世界的英、法文地区工作，这次原本听说要派我去意大利，可军管小组的同志找我谈话时，却是要我去西德，因为当时驻波恩的记者项前同志刚刚确诊患了癌症，要马上回国手术治疗。 我不懂德文，也没有研究过德国问题，当时德国问题包括柏林问题是战后东西方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之一，情况很复杂，我只是抢时间看了一些有关德国问题的简单介绍材料就出发了。赶到波恩时，已是1969年最后一天的中午了。 到波恩不久，我就感到在这里工作的困难比预料的大得多，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新华社分社在波恩南边的巴德哥德斯堡区山坡上一所小三层楼房里，背后是覆盖着一片森林的山崖，夜晚睡在床上可以听到山岗上松涛的声音和夜莺的啼唱。分社除了我，只有一个翻译、一个厨师，也是刚刚轮换来的。翻译只学了两年多德文，加上“文革”中耽误了三年，只能看懂一些德文，但听、说都很差，工作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像过去每到一个新的国家一样，我走出办公室去寻找朋友，建立友谊。除官方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和一些重要政府部门、议会与党派的新闻发言人以外，根据两本德国记者和外国记者的名册，一一打电话约时间去拜访他们。 几个月后，我已认识了一百多个记者，并和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好朋友。我同德国政界、经济界人士也有了初步的接触和往来。 同时，我们也加强了德文的学习。我们请了一位懂英语的德国老师，每天晚上除教德语外，还给我们讲解报刊文章，起草来往书信，甚至办理日常行政事务。我们逐渐摆脱了“又聋又哑”的状态，开始看报、听电话、看电视和做一般性谈话。翻译的进步更快，连厨师也学了不少，上街买菜可以自己一个人去了。 由于分社三人都是男的，邻居们过去很少看到新中国来的人，他们看到每天派报公司的人把一大捆报刊送到我们楼房门口，晚上又是一大捆，他们就说：“那里住了红色中国的三个教授。” 附近的农民在我们楼房前面的坡地上种了很多蔬菜，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同他们攀谈起来，熟悉以后就根据德国的习惯请他们到分社来喝葡萄酒，他们也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喝葡萄酒。我们借此机会不仅了解了德国一般居民生活的状况，也锻炼了我们的口语。不久，居民对我们的神秘感就没有了。 中德建交谈判谈了四十天
9月29日我同史塔登草签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并且在同一天发表了共同的消息，宣布建交谈判已顺利结束。 施罗德的单独约见 中德建交至2012年已30周年，图为2012年默克尔来华期间的天安门。 施罗德夫妇访华取得了很大成功。国内外几十家媒体采访了他，报道是很积极的。他回国后向谢尔报告了访华之行，建议我尽快同谢尔直接商谈。 8月10日，谢尔在外交部接见了我。我说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向他表示中方有早日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愿望，并且愿邀请他访华，正式签署建交公报。 谢尔说我的谈话证实了施罗德从中国带回的信息，两国之间没有特殊问题要谈，希望尽快确定具体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并且接受在谈判达成协议后到北京正式签署建交公报的邀请。 几天后，我国外交部很快建议在波恩进行建交谈判，可是没有想到会任命我为谈判全权代表。 德方任命了政治司长史塔登为谈判代表。我国外交部立刻从驻民主德国使馆和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调来梅兆荣等人协助我的工作，并且架设了电台。 8月18日上午，建交谈判在西德外交部会议室里开始。原来我设想同谢尔所说的一样，两国之间没有特殊的问题要谈，谈判可能较快达成协议，但德方仍力图就西柏林问题同我方达成书面文件，实际上是要我方承认关于西柏林是西德一部分的立场。我方一再说明西柏林情况特殊，与两国建交无关，结果谈了八次，一直拖了四十天，到9月25日才取得一致意见。 9月29日我同史塔登草签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并且在同一天发表了共同的消息，宣布建交谈判已顺利结束，谢尔将应中国姬鹏飞外长的邀请在10月11日到15日访问北京。 这个消息同中日建交的消息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上，周总理对同日本和西德先后建交表示很高兴。 我接到国内通知，10月初回国参加接待谢尔的准备工作。德方也很重视，派出了先遣组到北京安排访问事宜。 谢尔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在纽约参加了联合国大会后于10月10日下午乘空军飞机到达北京。第二天，他同姬鹏飞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中德两国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翻开了两国关系的崭新一页。 宴会上演奏贝多芬 我在我国驻巴黎使馆接到了外交部的电报，通知以外交学会的名义邀请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在7月14日到28日访问中国两周。 在预先检查接待谢尔来访的准备工作时，周总理提出，在欢迎晚会上可否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 1971年下半年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很大的变化，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同我国达成尼克松总统将访华的协议，10月联合国大会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很多国家同中国建交。因此，中国问题更成了西德执政党和反对党争论的焦点之一。 1972年1月底，我在罗马尼亚驻联邦德国的招待会上遇到了基民盟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问到他曾两次对记者表示愿到北京去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有何具体想法。他想了一下后说，这里谈话不太方便，过些天他将打电话约我到他在议会的办公室去谈。过了十多天，他的秘书就来了电话，约我在2月21日下午到他的办公室去。我同分社的邢桂敏按时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很热诚地接待了我们。 施罗德属于老一代外交家，态度严肃，说话谨慎，本来他也知道，我这次去拜访他是要问他对访华有何具体想法，可是他却一直不肯先说出这个话题来。我不得不像记者采访那样，提了一大堆有关德国和欧洲局势的问题，可是谈了两个多小时，还没谈到正题，我不免有些着急了，只能直截了当地问到他访华的问题，他这才表示愿在方便的时候前去访问。我问什么时间比较合适，他仍不愿说具体时间，只表示听从我方的安排。我表示将向国内有关方面报告后再来同他商谈。 回到办公室后我才知道，就在当天，他的基民盟主席团已正式作出了决议，要求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由此可见，施罗德的外交作风完全像我听说的那样是十分慎重严谨的。我很快把这件事报告了外交部和新华社。 过了一些天，我在我国驻巴黎使馆接到了外交部的电报，通知以外交学会的名义邀请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在7月14日到28日访问中国两周。后来听说，这个决定是周总理经过反复考虑后作出的。周总理同外交部同志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勃兰特政府由于推行新东方政策，对同我国建立关系顾虑重重，我国先邀请反对党领导人来华访问，这对推动两国的关系有利，但对政府会有一些压力，因此选择适当的人选十分重要。施罗德具有联邦议会外委会主席的身份，而且当过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办事谨慎仔细，国内外声誉不错，首先邀请他以议会外委会主席的身份而不是以反对党副主席的身份来华访问比较妥当。 回到波恩后我立刻约见了施罗德，告知他访华的事，他非常高兴地说完全同意我们提出的时间，具体安排客随主便，没有任何要求，相信中方一定会安排得很好。当晚，他就即将访华一事对报界作了宣布，在国内外立即引起了很大震动。很多报刊认为这将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两国关系正在揭开新的篇章”。可是，也有一些媒体冷言冷语地说，施罗德“并不能代表政府”。苏联、东欧报刊更是攻击施罗德进行“反苏”活动，企图“建立北京—波恩轴心”。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媒体对此也作了很多评论。 施罗德对这些舆论采取了十分谨慎和容忍的态度，对记者一再表示是以议会外委会主席的身份访华的，并且将以超党派的精神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临行之前他还专门拜访了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外长，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施罗德同行的只有他的夫人和一位秘书。 那些天，许多记者给我打电话，要求陪同施罗德一起访华。国内原来准备接待十个记者，我不得不一再同国内商量，最后增加到三十人。从此，新华分社在波恩的影响和地位大大提高。 1972年10月11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灯火辉煌，众多的联邦德国客人都是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对这座宏大壮观的建筑称赞不已。五六十位中国和联邦德国的记者也都早已等候在那里。 9时许，姬鹏飞在大门口同谢尔亲切握手，共同走向大厅中央铺着红绒布的长桌旁，在摄像机、照相机的闪闪灯光中签署了两国建交联合公报。 当晚，李先念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欢迎酒会，让德国客人和参加宴会的各国驻华使节与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宴会上乐队演奏了贝多芬和其他德国音乐家的乐曲。因为从“文革”开始以来，乐队早已不再演奏西方乐曲，这次忽然恢复演奏西方乐曲，使客人们感到非常惊讶。中外记者对此作了大量报道，成了第二天各国报刊的头条消息。 原来，这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在预先检查接待谢尔来访的准备工作时，周总理提出，在欢迎晚会上可否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欢乐颂》，并且要礼宾司的同志打电话问中央乐团的李德伦是否能演奏。李德伦说，乐团自“文革”以来已不再练习西方乐曲，由于很多人去了干校，在很短几天内不可能演奏交响乐。但他建议，可以在宴会上演奏贝多芬和其他德国音乐家的短曲子。周总理同意了这个建议。谢尔在晚会上听到了来自德国音乐家的乐曲，感到非常高兴，宴会快结束时，他特意向李先念建议，一起到后台去向乐队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