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人们的忽视中，一个狰狞的幽灵已向我们袭来，这个想像中的悲剧可能会很容易地变成一个我们大家都将知道的活生生的现实。”1962年，美国环保主义作家雷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这样写道。机器轰鸣、熔炼铁矿的高炉、黑烟、能见度极低的天空，这是一幅工业时代的典型场景。人们对破坏城市原有生态的企业的诅咒已不新鲜了。
但是在眼下的中国，公司和城市在环境与经济上的恩怨一直纠缠着。那些在商业领域获得尊敬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是否正在扮演环保上的不光彩角色？他们的内心是否充满着矛盾？
以下的事例并不鲜见：城市的居民一开始也极力反对这家破坏环境的工厂存在，他们在工厂门口聚会，想揪出破坏自己生活氛围的罪魁祸首，但他们很快屈服并容忍了这一切。因为工厂招纳他们成为工人，并给予不菲的工资。在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和升级，企业和城镇生态之间富有戏剧性的故事还在一个个上演。我们正身处于商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因素远未达到和谐均衡的社会。
恩怨纠缠
很多城市都拥有自己的标志性企业，其中一些企业，或者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或者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在城市发展的初期，一直有恩于自己所在的城市：它们创造巨大的财富，为城市提供大量的税收，是一座城市的支柱；另外，城市里大量的产业工人依靠它生存；这些企业也是城市的形象和骄傲。同时，城市也给予这些对己有恩的企业予回报，政府在政策、土地、资源等上面给予企业大量的扶持。然而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这样的名单可以拉出很长来，如首钢之于北京、鄂尔多斯之于内蒙东胜、海鑫之于山西闻喜……这样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钢铁、化工、造纸等产业里，近年来，随着北方沙尘暴恶劣天气的出现，人们把羊绒企业也归在其中。
在北京，首钢是公司与城市恩怨的最好版本。2003年7月13日，这个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申奥成功两周年活动，在人们欢声笑语的背后，隐藏着首钢人矛盾而复杂的心情。因为“影响北京城市化的进程，影响2008年举办奥运会”，首钢必须迁出北京。
一个对城市有恩的企业，最终的结局却是被城市“抛弃”，这在情感上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因为钢铁产量被认为是大国地位和国力的标志，在一声“全民大办钢铁”的号召下，首钢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企业，这座政治意义上的钢铁厂一直被视为北京工业的旗帜和标签，城市需要它，人们的生活也需要它。
然而，在创造了顶吹煤粉、顶燃式热风炉等新技术,被国外同行誉为“世界上最快的转炉”，在解决了数万人的就业和创造了累计上缴利税达300多亿元的成就背后，却是对环境无情地污染，这种情形贯穿在首钢80多年的历史中。资料显示，首钢所在地石景山区1998年一年中有近43个星期空气是中等污染，人们常年生活在黑烟中。
这些都快成为记忆了。到2005年，首钢绝大多数有污染的项目将外迁到昌平和河北唐山等地。也许，首钢与北京之间的恩怨故事，就要落下帷幕？
同样的故事却又在首钢的搬迁地—唐山上演着。在唐山，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来到这里大办钢铁，并且生意兴旺，唐山建龙实业就是其中的一个范本。这家位于遵化市的民营钢铁企业由一位浙江人通过收购当地的钢铁厂而发展壮大，有着年产铁、钢、材150万吨的能力。在本刊2002年4月的实地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大的遵化城里到处弥散着烟雾，钢铁厂周围的树木大多枯萎，位于城市中心区的钢铁厂对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但遵化的市民却以能在这个厂子里上班为荣，因为收入比过去增加了不少。小小的遵化市只能喜忧参半地从这家当地最大的企业的黑烟中获取大量的税收。
同样和环境息息相关的还有鄂尔多斯集团。2003年7月20日，鄂尔多斯集团投资37个亿的电力冶金项目开工庆典在鄂尔多斯鄂托克旗盘井镇工业园举行。这是53岁的集团总裁王林祥在其位置上最后的一大“赌注”，“这是作为我们的次主业培养的，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7月12日，王林祥在其总部的办公室对《中国企业家》杂志说。对于倚仗羊绒“温暖全世界”的鄂尔多斯集团，人们耳熟能详，在其总部所在地东胜市，当地人对它的情感正如北京人对于首钢、遵化人对于建龙实业一样。近年来人们把草原沙化、沙尘暴天气归结于斯。这其间的因果链条是羊绒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山羊提供羊绒，而大量的山羊大肆吃掉草甚至草根而导致了土地沙化。土地沙化的后果是沙尘暴从鄂尔多斯肆虐到包头、北京甚至朝鲜半岛。有人喊出：“鄂尔多斯，滚回日本去！”把所有的罪责溯源到20世纪80年代鄂尔多斯集团与日本三井合资的事情上。
环保主义者或许会对王林祥感到愤怒，他左手握着羊绒，右手拿着硅铁，而这一黑一白两个产业都是对环境极具有破坏和污染的。
生存：针对环保的挡箭牌？
“他们（环保主义者）不了解情况，凭着一知半解就开始下结论。在中国养山羊已经有6000年的历史，西北地区很贫困，那些农牧民就是靠山羊来养家糊口，你不让他搞山羊，他的出路在什么地方？政府能保护起来吗？或者都让他们移民到内地？不可能的事情！人口增加、草场过载、垦荒、气候干旱，这些都是造成草地沙漠化的因素。如果说羊是罪魁祸首，那么人是比羊还要‘罪魁’的‘罪魁’！”王林祥这样回应人们对鄂尔多斯的指责。
王林祥称他内心并不矛盾。他以自己为例：“过去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为此也坐了4年监狱，后来为什么投身实业呢？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徘徊找到了一条市场经济的路子，应该珍惜这个机会拼命发展经济。当一个人生活无忧的时候，唱点高调说环保，谁都会。一个人饥肠辘辘，饿着肚皮的时候，活得连猪狗不如，怎么谈环保？
“很现实地说，第一宝贵的是人，不是环境，所以首先应该发展经济，即使给环境带来一定的伤害也在所不惜。”王林祥说得很坚决。
名列“《福布斯》富人榜”的张志祥一年前曾经这样对《中国企业家》谈起他做钢铁的心路历程：“搞钢铁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我把这么大的资金投入进去了，走掉是不可能的。如果企业不搞的话，那1.2万员工上哪儿去？”
妥协
聚集了大量资源和劳动力、而且和城市环境关系如此密切的企业将何去何从？把它们关掉？这无疑是在城市的心头上割肉。但各方面的压力让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这些力量一方面来自公众的环保意识——据统计，中国的环境非政府组织已超过2000个，参与者数百万人。而另一方面，政府也在环境政策和行为上加大了力度，北京甚至提出了“绿色奥运”的口号。
2001年7月，在北京申奥成功后仅过10天，国家环保总局举行专家审议会，有关专家认为，在北京为奥运而进行的环境治理工作中，关键的部位就是首钢。首钢早在此前也下大力气去治理环境，以图能用事实来证明自己正在把对这个城市的污染减到最可能低的地步。有关资料显示，在过去的6、7年时间里，首钢先后投资10多个亿用于环保，治理污染项目200多个，使厂区的烟尘排放量下降72.8%，粉尘下降55.1%，油类下降62.2%，提前完成了国务院提出的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的要求。
然而，首钢还是改变不了人们对于它潜在污染的可能性的担忧，污染大户的形象始终是人们心里无法抹去的记忆。更何况，中国在申办奥运会时承诺，一旦北京申办成功，年产800万吨钢铁的首都钢铁公司主业将外迁。
于是，搬迁就成了首钢与北京之间恩怨了断的惟一方式。据了解，首钢最大的污染源—石景山厂区600万吨烧结矿的生产能力将可能全部搬迁到河北省迁安市，首钢第二个污染源—与烧结矿相匹配的原料场，则进行密封处理；第三大污染源—现有的多座焦炉，也将在2005年内外迁，位于城区的冶金机械厂、钢丝厂、冷轧带钢厂等也列入停产搬迁计划。近年来，首钢在化整为零，带走污染主业的同时，留下重点发展的高科技项目，这些高科技项目包括入主北京现代汽车和已经搁浅的8英寸芯片项目等。
唐山建龙实业似乎不觉得“老大哥”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在环境治理方面乏善可陈，小城市的人们对于温饱问题的需求要比环保大得多，也实际得多，所以他们容忍灰尘在自己的城市里弥散。而身处偏远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集团没有来自外部必须为环保而改变的压力，他们的做法又是另外一套。王称，鄂尔多斯已经和将要采取的一些环保作为：鄂尔多斯投资了3000万元用在羊绒的原材料上，把钱给牧民，让他们把山羊圈养起来，实行轮牧，让草场得于休养；而在硅铁项目上，王的37亿投资里有2亿多是花在环保上，“50个炉子都上除尘设备，一台除尘设备的成本在200万至250万元，而在运行成本当中，每一吨会增加150元钱。”除了环保良心，王林祥之所以这样做的更重要的一点是鄂尔多斯集团为这个硅铁厂配套了一家电厂，成本非常有竞争力。
企业可以将环保主义者的言论视为某种奢谈，但是它却现实地面临所在城市的重新自我定位问题。随着每个城市定位的日益清晰，城市开始越来越主动地选择企业，是留，是弃？那些不符合当地需求的企业不得不去考虑自己的出路。调整产业、搬迁还是关张？将成为决定企业命运的重大选择。善待你的城市，不要等到它抛弃你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