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久霖这个名字,在国内并不显著,这个湖北黄岗出生的中国人,现在的事业在新加坡,赚的钱也在新加坡。2002年他以490万新加坡元的税后净收入,成为星国“打工皇帝”。尽管实际上他离开中国到新加坡去接手一个已停摆2年的破公司才不过7年的时间,但这7年的时间却在他的手里,变成了马良手上的神笔,一笔一笔地改变了他的全部生活和命运。
“五行之术”
在新加坡这种规规矩矩的地方呆久了,人多少都带一点很严谨很正派很有教养的样子,陈久霖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样——毕业于名校、讲英语、做生意讲信用。初见陈久霖,是在他位于新加坡中央商业区的新达城的办公室里。当时,接待室里的大屏幕上正为我们的到来而播放着精心设计的有关公司成长历史的纪录片,陈久霖着一身洁白的衬衫、标准的西服,瞪着黑黑的眼睛,满脸认真地,一会儿用中文一会儿用英文,为公司做着宣传。
但是,当记者第二次与陈久霖见面时,却发现,他的东方式的、中国九头鸟式的狡黠,其实才是导致他成功的更具根基性的一面。他像一个精谙东方文化精髓的隐者,在西方世界里,用中西合璧的武器出人意料地获得成功,他的秘籍中甚至还有连许多中文教授都研究不透的“五行之术”。
记者两次见陈久霖,一次在新加坡,一次在北京,完全重复地听他讲过的两件事,一件就是他关于他如何用周易“当位处顺”的原理和“五行之术”治理企业。如他理解的“润下”即是要善待员工、“炎上”即是要与上级或者股东处理好关系以获得他们的支持,而“从革”即是要坚持创新不墨守成规,等等。他甚至还非常认真地把他的这种对五行之术的活学活用加以总结、发扬光大,整理出一篇题为《五行之术与现代企业管理》文章发表。其中阐述了他研究五行之术以治理企业的心得,并且旁征博引地把许多当代西方治企名人如韦尔奇的方法用易学的道理加以分析,结果得出了英雄所见略同的结论。
7年奇迹
陈久霖本科是在北大读的,学越南语,毕业后进了航空公司,先是以翻译身份参与一些项目谈判,后来在中国政法大学拿到国际法硕士学历。1997年,在倒霉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在中国航空油料集团领导班子的反复权衡下,陈久霖率领一名助手从北京出发到达新加坡,奉命去唤醒之前亏损2年后又接着休眠了2年的集团所属海外子公司。
也许,可以臆测一下,当时集团公司领导们只不过本着不能让国有资产烂在那里没人管的心态,派懂外语的陈久霖去试试身手,在当时那种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他们大概什么坏的打算都想到了,惟独没想到的,就是这个“小子”日后令人大跌眼镜的成功。
现在,陈久霖有足够的金钱和心情,可以登上位于新加坡最高建筑顶层的China Town(中国城)餐厅宴请他的贵客,在充满东南亚风情的、中国古典式的布置情调中,隔着落地的玻璃,远眺新加坡湾,袅袅白烟升起处,就是举世闻名的新加坡炼油港,而陈久霖如今越做越大的生意,就盘桓在那袅袅白烟之间。
刚来的时候,公司没办公地点,没有业务,也没有钱,陈久霖一边在街边小店里靠一盘辣辣的马来面充饥,一边渐渐地从恢复船运经纪业务开始,开始了航油贸易,到后来还一度全面垄断了中国国内航油供应,引得BP、壳牌等业界泰斗因为不得不通过陈才能卖油给中国而暗地里大光其火。公司也从2个人变成由90%外籍员工组成的50多个人。
陈对记者重复讲过的另一件事——除了令他着迷的用东方古老智慧治理现代企业的心得,就是他刚到新加坡不久,发现公司再做船务经纪做不下去了之后,立即打报告给国内,要求涉足航油贸易,先从原来的格局中分一杯羹,拿到入门证。为了这个入门证,他千里迢迢赶回公司总部,在北京深秋的寒风中,坐着公共汽车,从下午追到晚上,绕着北京城跑了大半个圈,终于在接近深夜的时候,把一位不同意他搞航油贸易因而故意躲着不见他的前领导堵在了家门口,然后用他那个“炎上”的办法,百般说服,直到把老领导搞得没办法就投了降。第二天,陈久霖拿到了那一张他用脚跑用嘴磨来的纸。
这一张纸,彻底改变了陈久霖和中国航油的命运。
陈久霖现在已经不再有机会感受那个深深地留在他记忆中的北京的寒夜的冷了,他说他记得因为冷,只好一直不停地在那领导家楼下蹦来蹦去。
1997年,陈带了21.9万美金来新创业,2003年,中国航油的净资产已超过1亿美金。
“做大”的梦想
到2001年,中国航油在国内市场的采购占有率已经接近了100%。国内媒体开始出声质疑,说其成功是因为背靠垄断。其实,陈久霖对此早有准备,他说他有一个“连环计”。从2000年,他先预谋在新加坡上市,然后,用上市筹得的钱快速进入与石油相关的实业投资,既解决长期困扰他的贸易风险问题,也顺便摘掉那顶不太好听的帽子。
陈久霖早已习惯于用西方式的手段和东方式的谋略,筹划公司的未来。在到达新加坡两年之后,他并未如约回国,而是决心留下来,为了一个新的梦想,一个更大的目标——利用新加坡这个早已充分国际化的平台,把中国航油做成“海外中资企业的老大”。
上市是第一步。
第二步,他要在全球范围内参与跟石油有关的企业收购,把中国航油真正做成一个跨国企业。
2001年12月6日,在经历了一个从咸苦酸辛、再到苦尽甘来的过程之后,中国航油终于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之后,中国航油两度入选“新加坡1000家最佳企业”,按2001年营业额计算排名第112位;在油品企业分类中排名第24位;以资本回报率计算,名列第194位。拿着筹到的钱,陈久霖马不停蹄,上市第二年,一前一后收购了两家石油相关行业公司的部分股权——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33%,西班牙最大石油储运与设施公司——CLH公司5%。到2003年,这两家公司已成了陈久霖名副其实的“赚钱机器”。截至今年上半年,国内进口航油的采购利润在公司的利润贡献中仅占16%,而石油实业投资的利润则占到了68%。
陷入一场“恼火的收购”
2003年中秋节后的一天,在北京亚运村一个小有名气的湖北菜馆里,陈久霖一边匆匆地(马上要去赶飞机回新加坡)品着自己的家乡菜,一边嘿嘿地笑着,回忆这两件收购案,对他来说是很愉快的经历。这两个质量优良的公司,不仅完全在他预料和掌控下顺利完成了股权收购,而且因为源源不断地为公司赚着钱,让他在母公司的上级领导和新加坡那些挑剔的小股东面前都赚足了面子。但是,现在正有一件事,与收购有关,也与他的成为跨国巨头的梦有关,困扰着他,以至于记者刚一提起个话头,他就明显地激动起来。
事情起因于另一场正在进行中的收购。
今年7月19日,陈久霖在位于新加坡乌节路上的香格里拉饭店,接受了一笔高达1.6亿美元的银团贷款。当时记者刚好在新加坡,还恰好住在这个美丽的饭店里,那天的安排是去大使馆拜访,使馆公使级商务参赞周先生接见我们之后,就匆匆出门,问知是参加中航油的贷款仪式去了。回酒店后看报纸看电视,才知海外媒体对这次银团贷款给予了高度关注,因为能像这样无须抵押无须担保拿到10家银行的巨额贷款的公司,即使在新加坡,也不多见。那天,陈久霖在签约仪式上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来形容他这次贷款的目的,他说,“中国航油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说的“准备”,就是蓄谋已久的另一场海外收购。
“我1.6亿美金就冲这个去的,已经谈到8、9成的时候,才签的这个银行贷款。本来
这个项目我可以早点拿到手,为了压价,才拖了一拖,结果半路上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报出比中国航油更高的价格。”
看得出来,一直在记者面前心态平和的陈久霖终于露出了他九头鸟的本来面目,用一句家乡话恨恨地说,“我恼火得很”。
“国际上的竞争对手我都不怕,我怕的就是中资企业,搞内耗,不按游戏规则办事,你报个价钱,我就比你更高。西班牙那个项目我怎么搞成的?因为中资企业一个都没有,不知道消息。38家外国财团,包括艾克森、美孚都去竞标,他们都没搞成,我搞成了,为什么?没有中资企业跟在后面!我自己去跟他磨合,我用东方思想去影响他,他哪斗得过我们呀!”
我就是在这会儿开始发现陈久霖那“很东方”的一面的,他说到收购西班牙CLH公司时的那种得意让人忽然心生感动心生自豪——一个中国人,用自己的古老东方文化在西方发达的商业文明中找到了那样坚强的自信。可是,同时困扰着他的东西,也同样来自东方,来自中国——“我认为,这一方面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不合作,不抱团;另一方面,还是因为国有资产缺乏有效监管,有些人根本不考虑资产的效率,大手大脚惯了。我如果像那些人,这个公司早拿过来了,何必搞了两年多啊!”。
尽管还在斡旋,但陈久霖也有可能痛失这个机会。他不害怕那笔巨额贷款花不出去,但他很痛恨弥漫在中资企业身上的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他并不认为欧美那些跨国巨头有什么高不可攀,“他们也有自己的弱点,比如不灵活,有些官僚,反应速度比较慢等”,但他们在遵守游戏规则方面,要超越我们很多,比如收购西班牙那个公司,你BP进去竞标了,那我壳牌绝对不会进去。下次我去南美搞个什么项目,你也不去。互相之间有种默契。”
记者请他再描述一下其他亚洲国家的企业对待收购中撞车的态度,陈久霖说,“我公司的两个韩国人虽然各有自己的利益,但对外谈判都是两个人一块谈的。日本人呢,是你买这个公司,我也买,知道你出了8毛,那我就出6毛,我帮你压价。哪像我们,正好相反,你报6毛,我一定报8毛,窝里斗,结果是经常给外人看笑话。”
陈久霖办公室所在的新达城,是香港几大财团共同投资兴建的大型商住建筑群,据说完全按照风水学的原则设计,建筑的中心,是一座象征财富汇聚之意的“财富之泉”,每当泉水喷涌而出之时,很是壮观。陈久霖每天上午先在家读4个小时的书,然后才去办公室,正常情况下工作4到6个小时。
他好像从未谈起过高尔夫球之类正被国内各种成功人士津津乐道的集娱乐、运动和工作于一身的活动,他觉得每天集中处理文件的那一个小时,对他而言就是锻炼,像在练气功——意念集中、气沉丹田!他像一个卧龙先生,精研着自己的文化,有一天靠着那古老的东西一鸣惊人;又有点像唐吉坷德,举着一把骑士之剑,孤独地游走在异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