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家算法 从学徒到著名银行家



    陈光甫认为,做银行经理,不仅要“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得人和”,还要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全局和行情都要把握得准

    口述/孙曜东  整理/宋路霞

    银行界的“神话”

    创建于1915年的上海银行(全称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初建时很不起眼,曾被人讥为“小小银行”、“小上海银行”和“平民银行”,因为它的规模实在太小了,只有10万元资本,而且从董事长、总经理到普通行员,总共才有7个人,连当时的一些钱庄,如永丰、福康、顺康都不如,所以在金融界很受歧视。筹备开幕典礼时,到底要请那些头面人物前来参加,董事们也是费尽思量,请名气大的吧,怕人家不来,反而有失面子;请名气小的吧,又怕起不到宣传作用,结果连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都不敢请。其窘状可想而知。

    然而仅仅过了五、六年功夫,这家银行的状况就有了很大改观,并开始做国际汇兑业务;10年后就与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并驾齐驱,成为江浙财团的“南三行”之一;到了抗战之前的一段时间,该行的存款额曾一度跃居全国私营银行之首,还在上海宁波路50号建起了七层银行大厦,在全国各地设立了100多处分支行和营业点,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到了抗战期间,连蒋介石也要仰仗该行总经理陈光甫的大名,请其利用他在美国的各种关系,代表国民政府赴美借钱了。这段“神话”般的故事,在民国金融史上堪称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就是该行的总经理陈光甫先生。

    报关行里的打工仔

    陈光甫先生(1881-1976)是江苏镇江人,其父陈仲衡曾在家乡小闸口开设陈仲记字号,做进口火油生意,大概由于生意不好做,后来到了汉口,进入一家外国人开的报关行做事。陈光甫那时只有12岁,随父来到汉口,在父亲做事的报关行当学徒,一当就是7年。

    旧时的学徒生活非常艰辛,吃饭时你要站在一边端菜,添饭,别人吃完之后才轮到你。如果人家把饭吃光了,你就只好打扫锅底,因此常常要饿肚子。晚上就睡在地板上,夏天则露宿凉台。有客人来时要奉茶敬烟,早晨晚上要负责开门、上锁,大致行内别人不愿做的一切杂役琐屑之事,都是学徒的活儿。学徒生活给陈光甫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他曾多次向人提起这段生活,说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劝人在做事时,首先要有不畏艰险,不怕吃苦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可能。

    陈光甫是个有心人,7年学徒生涯中始终未放松工余学习英语,同时留心学习报关行的一般业务和金融知识,这使他在18岁的时候,终于脱离了报关行,顺利考入了汉口海关邮局,几年后又由于英语出色,转入汉阳兵工厂任英文翻译。这期间他对新知识、新事物充满向往,尤其对商业金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04年,他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1904年,美国举办规模空前的圣路易斯世博会,清政府为振兴国势,决定组团参加,并由清皇室贝子溥伦率团前往。陈光甫因通晓英文与商务,被湖北省选为参加世博会的工作人员,第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国土。

    那次世博会历时7个月时间,令陈光甫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博览会上展出的电子管收音机、自动交换电话、福特T型汽车以及电动公共汽车等,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东西。全世界的智慧和物产精华似乎都一下子推到了他的眼前,令他深受震撼。博览会结束后,他决定留在美国学习。他这个决定得到了他的岳父景维行(在汉口经营茶叶出口贸易)的支持,向他提供了部分经费,他本人又申请到了部分官费。留学6年,到1910年,已是满腹经纶的陈光甫,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获商学士学位回国。

    我的堂房大哥孙元方当时与陈光甫同在美国留学,学的也是商业金融,相互关系极好。回国后孙元方曾想拉陈光甫到孙氏家族的企业中做事,可是陈光甫自有雄心壮志,在1915年创办了自己的银行。

    “平民银行”的艰难起飞

    上海银行创业之初资本只有10万元,而实收只有8万元,直到临开业之前,仍未凑足10万元之数。那时庄得之(常州人,信义洋行的买办,清末洋务派大臣盛宣怀的妻弟)投资2万元,就是最大的股东了,因此当上董事长。陈光甫只有5000元股份,其中不少还是借来的,当了总经理,其余股东不是亲戚即是朋友,股资都有限,所以召开第一次股东会的时候,总共7个股东就都成了董事。

    那时一般的银行老板都极力拉拢、靠近外资银行,因为外资银行资金雄厚,一旦发生金融风潮可借一臂之力,所以汇丰银行和大通银行的大班在上海非常神气,似乎人人都要拍他们马屁。在吸收存款上,银行家们大多在官僚老爷和军阀身上下功夫,因为他们有钱,只要应酬得当,有时一张支票就是几万、几十万,存款积累既快又省事。而陈光甫则选择了一条艰苦的服务社会、服务平民的道路,提出“从小处做起,为人所不屑为”、“人争近利,我图远功”的原则,在全国率先面向大众,开办一元钱存折(一元钱即可开户头),想方设法汇聚中小企业和社会上的闲散小额资金,开办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金,礼券储金等等名目繁多的、有利于市民计划过日子的储蓄项目,在各大中学校还设立了办事处,为学校代收学费;提倡学生勤俭节约、零星储蓄;在教会中也吸收外国人的外币支票转作存款等。他认为这么做,银行的工作人员虽辛苦些,但能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走人弃我取之路,同时他认为小额资金的稳定性好,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为区区之数反复折腾。

    果然,一元钱储蓄存款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原先与银行素无缘份的普通市民也成了银行的储户,每天前来储蓄的人在柜台前挤成了团。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国内要求民族自强的爱国思潮已蔚成风气,青年人和有识之士往中资银行跑的越来越多,所以上海银行开办之初,颇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

    那时有个无聊的人,为了试探上海银行服务的虚实,曾拿了100元钱来要开100个银行户头。银行职员明知其开玩笑,但为了维护银行的信誉也照开不误。此事固然是麻烦的,但效果却出人意料,传开后竟成了上海市民家喻户晓的笑话,无形中为银行作了大广告,前来存款的市民更多了。几年下来,几乎无人不知上海银行了,存款额到20世纪20年代初已达600多万元。

    办银行的秘诀

    ——重视“调研”

    1927年前后,上海银行已俨然成一家大银行了,吸收存款达数千万元。随着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该行对民族工业的贷款也逐年增大,常年要占存款总额的三分之一,最多的年头达到40%,主要是向上海,无锡、南通、芜湖、蚌埠等地的纱厂和面粉厂贷款。著名实业家张謇和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均是上海银行的放款大户。抗战期间该行的存款已是上亿元,放款的户头就更多了,仅较大的工厂单位就有200户,放款金额超过四千万元。受惠的户头总数达2000多户,放款总额比金城银行还要多,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上海银行数十年来的工业贷款,一般都能达到预期目的,其利率是一般存款的一倍多,银行因而获利甚巨,很少出现“呆账”、“滥账”的情况。这当中除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把关外,与陈光甫刻意设立的一个调查部的工作也大有关系。

    这个调查部于1928年成立,由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回国的留学生资耀华担任经理,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经济调查处;二是信用调查处;三是内外咨询处,同时还要研究、编写重要商品、大宗出口商品和可做放款抵押的商品的经济情报,供总经理作决策参考。这个调查部实际上是个经济问题研究所,是依照日本人的做法,不仅对具体的经济实例和个案问题作调查,而且要求对宏观经济,尤其是国内外金融信息广为收集,并作出分析和判断,工作非常细致,工作量非常大。调查部的工作有的表面看来与银行业务无关,而陈光甫却认为很重要,如调查、分析国家的经济政策、市场变化、外汇涨落,进出口行情的涨落,以及各地米、棉、麦、煤等重要物品的收成情况和产销情况,总之是要掌握和综合多方面的情况。他认为作为银行经理,必须“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得人和”,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全局和行情都要把握得准。

    这个调查部实际上是陈光甫的脑外之脑,情况摸清楚了,遇到重要的问题,才能避免重大失误。例如对上海一些巨商富户,像荣家、刘家、郭家等,在还没有与他们发生业务往来之前,调查人员早就在暗中收集他们的材料了,并将材料其中起来研究。调查部知道他们的实力多少,当年盈亏、经理的管理方法以及负责人的性格等等,有时不仅要知道其财产情况,而且要了解对方的品质、家庭和社会关系、经营作风等,因为这些对于他所经营的企业成败都有关系。调查部将调查来的情况分户列卡,材料逐渐积累到几十个箱子,这都是上海银行开展业务的依据。

    那时天津有一个叫奚东曙的大商人,是段祺瑞的女婿,开办了一家大商行,生意做得很大,出手非常阔气,在天津商界是个数得着的人物,许多银行都巴结他,给他大量贷款。但是上海银行从调查部调查来的情况得知,此人经营作风不正,好搞投机倒把,表面上看他钱多,但负债也很多,他把有限的钱今天存入这个行,明天存入那个行,给人以钞票很多、业务繁忙的假象,其实随时都有倒闭的危险,于是在贷款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而其它银行互不通气,各有各的打算,一直被蒙在鼓里。后来这家商行真的倒闭了,老板也跑了,贷款给他的银行都吃了巨额倒账,而上海银行安然无恙。

 银行家算法 从学徒到著名银行家

    宁可得罪权贵也不得罪储户

    陈光甫常对下属说:“信誉是银行的生命”,“银行是靠信誉来生存的”,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成功之法宝。

    1927年北伐军打到武汉时,为筹军饷,国民党曾命令武汉的银行界停止兑付现金,引起武汉一带金融秩序的动荡,钞票迅速贬值,银元黑市猖獗。其他银行均照令执行了,而惟独上海银行我行我素,凡在停兑日之前存入银行的,一律付给现银;凡在停兑日之后存入银行的,则按存款日的钞票市价支付。拿陈光甫的话说,道理很简单:我拿了人家的银元,有什么理由不还人家银元?一个银行如果没有信用,就等于自杀。所以他为了银行本身的长远利益,宁可得罪权贵而不愿得罪储户。他命令汉口分行的经理唐寿明,照样兑现,使得该行的信誉更加巩固。当时汉口分行的存款总共才几百万元,挤兑风潮一来,需兑现的量很大,汉口分行为此损失了一百多万元。这表面看来似乎是吃了亏,但羸得了储户的信任,事件平息之后,存款反而激增。

    这件事当然引起当局的不满。聪明的陈光甫眼看国民党要打败北洋军阀,事后便积极弥补关系,在国民党向银行界摊派“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时候,很卖了一阵气力,还当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这时已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血腥屠杀的前夕了。至于银行界,当然对他也有看法,因为大家都停兑,独你上海银行不停兑,显得你一枝独秀,独占风光了,同行业有的人自然气不过,后来眼看陈光甫日益发达,更是如鲠在喉,一旦有机会就推波助浪。

    上海银行的股东里,有一部分是盐商,如一个叫李闳菲的盐商就是该行的董事,生意做得挺大,所以该行做盐业的放款也很有规模。1931年武汉大水把上海银行押款盐运的40万担食盐给淹了。这时有人出来造谣生事,说是上海银行马上要倒闭了,引起汉口分行的提兑风潮,并从汉口蔓延到南昌、九江、南京,上海总行也大受冲击。那一阵的确把陈光甫弄得很紧张,他一方面命令全体行员泰然处之,来者不拒,要现就付,要若无其事,不要紧张;另一方面亲自到处请朋友调剂现银。

    好在他一向重信用,说出去的话驷马难追,在朋友中威信很高,尤其有几个铁哥儿们,困难时期大家都肯帮忙的。对他帮助最大的要推中国银行的张公权和浙江实业银行的李铭,三个人几十年的交情始终不渝。在1916年中国银行抗命,抵制袁世凯的“停兑”命令时,陈光甫坚决站在中国银行一边,与张公权建立了友谊;1927年国民党为筹饷,向中国银行提出借款1000万元的时候,张公权不干,双方形成僵持,是陈光甫调查清楚了国民党财政部的下一步棋,向张公权透露了关于“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实情,由此解除了张公权的顾虑,答应先行垫借,待发行国库券后再收回,从而也解了张公权的围。这次轮到陈光甫被“围”了,张公权自然鼎力相助,破例允许陈光甫以新造好的银行大楼作为抵押,借给80万元现银,并且在大白天把现银一箱一箱地运抵上海银行,甚至打开一个个箱盖,堆放在银行大厅和台阶上。前来挤兑的市民一看如此情景,明白上了人家的当了,人群逐渐散去。经过这次挤兑风潮,上海银行的信誉更加坚挺了。陈光甫从中也得出了经验,平时库存现银一定要有相当的比例。放款所取得的押品,一定是要易于脱手的押品,否则一旦风潮来临,便会措手不及。

    “白银使者”与“桐油借款”

    过去有人说陈光甫与蒋介石拉得很近乎,帮蒋介石做了不少事,这是事实,但对有些事情应作具体分析,看是在什么情况下,具体做的是什么事情。据我所知,陈光甫早年一贯奉行“敬远官僚、亲交商人”的处世态度,是想做个靠自己的本事独立发展的民族银行家,所以蒋介石曾几次要他出来当官,管财政,他都不干,专心办自己的银行。到了20世纪30年代,宋子文时时要以入股等方式,想挤进、控制和吃掉私营银行,他就只得在政界找靠山,以获取一席之地。他与宋子文的矛盾一向很深,与孔祥熙的关系好一些,那是因为孔祥熙在上海银行创办之初,就是该行股东,况且他们还是留美学生兄弟会的成员,所以他对孔很接近,对宋很反感。当年在武汉的时候,尽管他抗命不执行“停兑”的命令,但他在国民党与北洋军阀之间,他还是支持国民党的,认为北洋军阀太腐败了。至于上海的工人发动武装起义,危及资产阶级的利益时,陈光甫为维护其银行家的利益,的确是站在对立面的,这是他的阶级属性使然。

    至于说是为国民党政府做事,他的确是做过两件非他不能胜任的事情。一是在1935年国民党实行币制改革的时候,遇到了国际市场白银猛跌,导致中国币制基础动摇的大麻烦,孔祥熙请他出面赴美,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谈判,正式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才解决了问题。第二件是抗战期间,国民党急需外援的时候,蒋介石请他出面再次赴美找摩根韬谈判,结果谈成了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前者是因金融全局的利害所系,后者因抗战的大背景,应该说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之所以叫陈光甫前去谈判,那是由他的国际地位决定的。上海银行从1919年就开始做国际汇兑生意,一贯讲究信誉和服务质量,赢得了美国银行界的信任。他是上海银行的总经理,又是中国银行的常务董事及中央银行的理事,自然可以作中国谈判代表,但关键还是因为他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的私交很深。摩根韬原是纽约化学银行的董事长,总经理,该行与上海银行多年往来,友谊很深,摩根韬又很欣赏陈光甫的为人和工作能力,所以,赴美谈判非他莫属。

    让每一个行员都成为股东

    陈光甫对银行内部的管理也很有一套,他行里的行员的工资比任何银行的工资都高,人家银行行员每月30元,他行里40元,但要求也很高,而经理、副理的工资则与其他行相同。职员迟到10分钟,算半天旷工;迟到半小时算全天旷工。全年不请假的给予奖励,优秀者送出国深造,同时还开办训练班,公开登报招考,每期20人至30人,半天学习,半天实习,他称之为他的“黄埔军校”。为了留住人才,他规定,按职务和年限,职工可以购买相应的本行股份,让职员都成为银行的主人,形成“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风气。对于高级人才,他更是情同手足。抗战中上海银行总管理处迁往重庆,而总行仍在上海,朱如堂为总行总经理,我与之相熟。朱曾因暗中与重庆联系,被日本宪兵队抓去,我参加了营救工作。抗战胜利后,陈光甫为补偿他坐牢的损失,补贴他15万美金,并把他调到重庆,避开了国民党“肃奸”的风头。解放前夕陈光甫去了香港,后又转到台湾,于1976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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