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罗大佐是华北地区有名的大书商，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是一个标榜“写作是我的惟一的生存方式”的文学青年。当然，更没人知道刘建强曾经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目前，罗大佐制造的书大多与企业家有关：以企业家为读者或者以企业家为内容。他经常自豪地笑着说：“本质上，我还是一个文学青年。”
2002年的最后一天，罗大佑在首体开了北京演唱会。他在没人刺激他的情况下突然激动起来：“……指责我商业化，我也要吃饭呀。”他与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愤怒的歌者多么不同。
也就是十年时间，罗大佐和罗大佑都脱胎换骨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不是熟人，根本看不出他们曾经对商业的泛滥充满了蔑视和仇恨。二十年前，罗大佑唱：“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不到十年前，罗大佐给我的一张贺年卡上写着：“狗年就此完蛋，街上黄金泛滥。怀揣利刃一把，等待猪走上前。”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伟大的商业力量改变了曾有的一切。很多人还在怀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今天的商业社会里用金钱证明自己的价值。有谁还在与商业为敌吗？
让我们回想一下被称为“理想主义年代”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大批具有“艺术精神”的中国青年在诗歌的道路上狂奔，他们为日益逼近的市场经济而焦虑，为自己独自固守着人文精神的高地感到骄傲和悲哀。“挺住，意味着一切”，当他们喊完这句悲壮的口号后，舞台的布景已经换过，他们也就此换上便衣消失在浩茫的商海中。
与此相对，富人榜开始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富人成为这个商业时代的英雄。赞美富人就是赞美将来的我们自己。商业化带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物质生活和对更丰富的物质生活的美妙憧憬。我们的口味在商业的旗帜下高度统一。与商业为敌？中国人善于用淡淡的轻笑来破解对手的勇气。
富人是如何读书的？富人是如何吃饭的？富人是如何锻炼自己的身体的？我们的热情跟富人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在金钱与说话的权力成为近亲之后，人民开始贬低艺术及其从业者。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诗歌、崇高这样的词语贬值之迅速几乎带着一种近乎恶毒的快感，用它们来插科打诨成为时髦。沐浴着享乐主义的春风，我们的想象力在同一域里频繁邂逅，生活变得充实而甜蜜。
当然，还有一些具有“真正生活品位”的人，在力量有限、方向不明的情况下，把“小资”当成了他们与商业调情的工具。这仅仅因为，“小资”拥有的财富是可以轻松超越的。
外国人很愿意把“中庸”的标签贴到他们的中国邻居的脸上，认为中国人是一种值得羡慕的有着独特生活哲学的动物。也许他们是在客气。事实上，“中庸”哲学所提倡的“持其两端”、“择其善者固执之”从来就是一种理想，更多时候，它是被理解成“没有原则”、“随波逐流”。做到真正的“中庸”是很难的：“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所以孔子会叹着气盼望“狂者”和“狷者”：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让我们想想，从古至今，我们的社会里有多少这样的人呢？从蔑视商业到狂热地歌颂它，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停顿，转化之自然，思路之流畅足以让人叹为观止。但是，套用马尔库塞40年前的话，绝大多数人承认或者被迫承认一种模式，这一事实并不使它不那么反理性或不那么应受谴责。马尔库塞在1964年提出“单面人”这个概念，用在我们今天的（或者一直以来的）社会里是多么准确。
进入商业社会，我们缺少一种声音，一种不同的声音，让我们能够从自己的身体里跳出来仔细看看自己。精美或者粗俗的商业文化快餐构筑了一个幻像，败坏了我们的胃口，让我们的味蕾麻木不仁。
沉浸啊沉浸。如同那些拆了今天又要重建的古城墙，我们正在抛弃的东西可能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再次获得。乐观的人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等到大家都富裕了就好了。真的是这样吗？对财富的追逐是有尽头的吗？把商业作为敌人是愚蠢的，但是把它作为我们惟一的朋友甚至是危险的。
凡高在临终前给画商弟弟提奥的信里写道：“亲爱的兄弟，我反复多次地对你说过，我再次以一个尽了自己最大努力去辛勤耕耘的长者身份郑重地说一遍，我将永远不把你仅视作在柯罗的一个商人，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你参与了一些油画的实际创作，这些油画甚至能经得住暴风雨般的考验。
“这就是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这就是在一个相对危机的关头——在经营死去了的艺术家的画的商人与经营活着的艺术家的画的商人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的关头，我要告诉你的全部或者至少是最主要的东西。”
就我所知，这是商业社会里最动人心魄的故事：一个被商业逼迫成疯狂的头脑最后面对商业还能够如此清醒。同时，从艺术的角度，这也是一个商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评价。
但是，在信的结尾，这个清醒的头脑最终难免绝望：“我正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自己的事业，我所述说的理由有一半是站不住脚的。那没关系——你不属于做人的交易的商人之列。你仍可选择自己的立足点，以博爱、人道主义为行为的准则，但那又有何用处呢？”
有何用处呢？这让人难堪。我引用这样的话有何用处呢？更让人难堪的是：谁发现了凡高的价值？是你吗？显然不是。是商业。我们真正理解的是凡高的画还是它上面的标价：八千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