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距离产生美。在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时候，杨元庆回忆道：“在中国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年轻人大概是伴着对日本产品和文化的了解成长起来的。儿童时代的话喜欢看聪明的一休。再大一点喜欢看高仓健的电影，听山口百惠的歌。那么再读到高中和上大学，可能为了要买一部三洋的收录机学习英语而缠着父母很长时间……”
距离也产生误解。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经在希腊一个小岛上住过几年，每一个向他打招呼的人都会说，“我开尼桑，很不错的汽车。”村上春树意识到：“尼桑、卡西欧、精工、本田或者索尼，是他们所知道的仅有的日本东西……日本人民在全世界都取得了物质胜利，但是并没有从文化上向其他人民发言……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做些事情，来打破日本人长期以来所珍视的这种隔绝。”
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被称之为“耻感文化”，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作为“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种没有审美自反（Reflectivity）意识的文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日本文化有一个深刻的概括——“暧昧”。
日本电影导演大岛渚在《日本、整个世界和自己》中批判道，“日本发展的最大障碍始终是我们的家庭体制。父权已渗入日本的社会结构，蔓延到商界甚至军队中。公司总裁拥有过高的权力，这种权力把雇员变成像儿童一样，毫无责任能力和成年人的感情。而年轻一代已没有任何传统观念，他们完全迷失了……”
然而，日本经济的成功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复制的。学者郎咸平说，“日本是个很奇怪的国家，他们的自民党政府名义上是保守政府，但骨子里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最好的例子就是他们为了保护农民，不遗余力地禁止美国农产品进口。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也是社会主义的极致表现。大企业相互之间交叉持股……在幕府时代，日本几个武士就能控制住几千人的村庄，为什么？一旦事情发生，其他地方的武士会闻风赶来救助。明治维新以后，这种民族习惯也流传下来融入了企业界。”
从黑泽明的《七武士》到宫崎骏的《千与千寻》，日本的文艺工作者都一直在忠告并鼓舞日本人，“做点有意义的事”，“要让自己找到本来的自己”。2003年8月12日，日本政府公布的第二季GDP较第一季增长0.6％，日经指数从13年来的最低点涨至1万3千点——息影七年半的女主角山口智子也在7月宣布复出，这位国民偶像是否将见证下一个经济奇迹呢？
在日本文化这面奇妙纷呈的多棱镜面前，Oracle的CEO拉里·艾里森被深深迷住了，尤其是禅，他自从到日本出差以后就成了一个日本文化艺术的终身爱好者。“日本文化非常有趣，对我影响巨大。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好斗的民族同时又是最有礼貌的，极度傲慢自大和谦卑，一种美妙的平衡。在创立Oracle时，我想在公司尽可能地创造这种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