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青春作伴好还乡”，今年59岁的任正非肯定喜欢这样的诗句，创业15年的华为也需要这样的气质。因此不难理解2003年3月任正非在自己的家乡—云南的丽江—敲定了与世界著名网络设备商3Com公司的合资事宜。对于华为这样传奇而低调的公司来说，不经意的细节总能透露出一些充满意味的信息。任正非由衷地说，“合资公司将大大加快华为新兴企业网络业务的全球化进程。”
客套是难免的，据称谈判成功后，任正非说“其中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3Com的CEO布鲁斯·克勒夫林”，而Bruce也认为任是“一个非常成功、值得尊敬的中国企业家”。英雄惺惺相惜在商业世界自不少见，但任正非与Bruce的相互赏识之所以显得很不一样，其意义不仅在于3Com藉此重返阔别了3年的高端网络设备市场，更重要的是，从1995年起开始全球化之旅的华为终于迎来了一场“跨国婚姻”。香港的西方银行家们就表示，“这是一个互惠的联姻。”
然而，获得了世界承认的“中国制造”将提供怎样的下文？一直在媒体面前蒙着神秘面纱的华为此次被推至聚光灯下又将展现何等形象？尽管早在今年1月通信设备巨人思科诉华为半年前，华为3Com就已经开始了合资谈判，但“三人行”似乎回避不了近乎饶口的疑问：到底是思科知道它俩将合资才起诉华为的，还是3Com在思科诉讼之后才决定与华为合资的？这道“罗生门”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
西湖荡舟，观澜湖打高尔夫
不出意外的话，华为-3Com的合资公司(简称“JV”公司）将在2003年第三季度（9-11月）正式成立。按协定，JV总部设在香港，但主要的运营机构在杭州（如制造、研发等），任正非任CEO，Bruce任董事长，持股比例最初两年分别是51%（华为将提供企业网络业务资源）和49%（3Com将注入1.6亿美元现金）。双方的地理布局是在中国和日本市场以华为-3Com的品牌进行销售，在世界其它地方则是3Com销售合资公司的产品。
之所以定在杭州，8月11日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华为一位负责数据通信产品的副总裁说，“据说这是一个玩笑，当初要在深圳和杭州之间选，老板陪Bruce在西湖上荡舟……”另一个玩笑则是3Com北亚区总裁邓元说的，他去深圳参与谈判时住处离观澜湖高尔夫球场不远，但前后数次都没有时间打，他跟华为的人说，“总有一天我们谈得差不多了一定要打一场高尔夫。都约好了，但现在还没打。”
这场令业界吃惊的“跨国婚姻”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华为新闻主管傅军说，2002年6月华为参加了美国亚特兰大Supercomm2002展（北美最重要的通信展览会），“正式进军美国市场，标志着华为真正国际化了。”从那以后3Com与华为就开始接触了，今年2月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3月19日正式对外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其间穿插了1月24日思科对华为的诉讼，但华为及作为第三者的3Com都表示，这对JV不会有影响，JV的产品也将会符合尊重所有公司知识产权要求的。
鲜为人知的是，3Com与华为在两年半前就谈过一次了，那次是邓元陪着3Com国际区副总裁去的，那时候“就觉得有合作的可能性”，但谈得不深入，之后华为有购买3Com的交换机产品。“后来跟任总坐下来谈的时候，Bruce还指着我对他说，其实一年前就到你们公司谈过了。”
而在2002年10月首次访华之前，布鲁斯·克勒夫林8月就到华为参观过了。他对《商业周刊》说，“我的第一印象感觉这是一个伟大的技术企业。他们似乎充满神秘感，但这令人兴奋。如果我告诉你关于他（任正非）的故事并且他是个美国人，我们将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国人的成功史。”3Com意识到“华为是一家很受注意的企业”，因此并不愿意提供Bruce与任正非的合影照片。
由于是一项全球性的合作，在9个月的谈判中，Bruce带着高级执行副总裁来过中国很多次，任正非也跟3Com的员工见面讨论JV将来的发展。双方各有一个专门的小组，包括销售、产品、财务、法律、投行等主管，不同的阶段又有不同的人参与，在深圳、北京、香港等地往来非常频繁。而在“非典”期间，还都飞到欧洲，邓元笑着说，“在巴黎伦敦开关于中国的会。”
华为-3Com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是，“我们在中国马上有1500人销售产品，还有1000个工程师从事研发，成本却只是原来的五分之一，产品线延长了很多，我们基本上成为中国网络界最大规模的一家公司。”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等于3Com彻底本地化了，邓元对Bruce说，“我在中国这么多年一直要求总部做本地化，你这次远远超出我的要求了。”
“我们仨”：3Com重返，华为一大步，思科最不高兴
今年4月份，任正非和Bruce及参与JV的骨干在北京开了一个座谈会，接受采访的那位副总裁因出差错过了，但她对网络时代的“北电在10G上一举成名，整个网络业成了思科的家族游戏”（思科CEO约翰·钱伯斯说）记忆犹新，每个竞争对手推出新的东西都让我们很激动，合资公司给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看到这种变化。”
对于1998年才推出数据通信产品的华为来说，“与3Com业务互补”有着某种划时代的意义—思科已战胜了三代竞争对手：第一代是3Com，第二代是康柏、惠普、DEC，第三代是朗讯、北电、阿尔卡特；也将其带入了与思科短兵相接的境地—2002年钱伯斯称华为是思科全球范围内的第四代对手。
竞争如此激烈，朗讯曾经在内部贴出一张“通缉令”，名单上赫然写着钱伯斯、北电CEO等人。而在国内，思科有专门的“Beat华为Team”、“Beat阿尔卡特Team”早已是业界公开的秘密。
逐步进入主流网络领域的华为以其研发和销售能力以及“价格杀手”令思科极受威胁。及至2003年的诉讼，钱伯斯也顾不上自己所说过的“利用知识产权的名义指责竞争对手是对创新的亵渎”了。华为常务副总裁郭平说，“我们希望人们用世界级企业的标准对我们做出评判。”
与3Com合资后华为更理直气壮。任正非说，“3Com的品牌及其全球性经销渠道，对合资公司是直接和长远的贡献，这将大大加快华为新兴企业网络业务的全球化进程，将允许我们在世界几乎每一个主要国家销售我们开发的产品。”华为在海外已进入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额（去年5.5亿美元）已占整体业绩（27亿美元）的20%强。华为也开始像跨国公司那样，注重与供应链上几百家供货商的同盟关系。
在今年4月昆明的企业网渠道大会上，任正非还向合作伙伴公布了自己和常务副总裁的信箱，并声称合资公司的增长将会超过70%。
但这对3Com有什么好处？在克勒夫林看来，那些既没有财务手段也没有产品组合以改变其命运的公司行将死亡，新的JV将使3Com丰富自己的产品线，重返3年前退出的高端网络设备市场，并通过华为的低成本优势充分获利。作为网络界曾经的第二大厂商，3Com所以不再是思科同一个重量级的竞争对手是因为3Com专注于企业网市场，而且（它们起家的）局域网又没有路由器的影响力大。
近两年3Com一直在调整业务，压缩产品线，主攻企业网中小规模企业，放弃个人数据产品，将Palm分拆出去，3月又把电信运营部门CommWorks以1亿美元卖给UT斯达康。“有了JV后3Com在国际市场马上拥有丰富的产品线，绝对是一个争取领导地位、全方位的公司。”邓元已经从同行那听到了一些反应，有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有的感到特别紧张。
“如果华为与3Com单是产品的合作，达不到在全球销售、在中国市场提高占有率的目标，只有每一方面都密切合作才是更好的方式，合资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目前合资有良好的愿望和比较好的基础，操作好的话将是一个崭新的模式。”到时候，将真的如《经济学家》所说，“华为在网络设备市场的长期影响可能和丰田、本田在汽车业的影响一样”吗？
8月29日，西门子和华为宣布投资1亿美元成立专注于TD-SCDMA的合资公司，由西门子控股51%，华为占49%。通过和3Com合资“借船出海”的华为又在充满不确定性的3G市场多了一道“赌注”，至少，以WCDMA为重心的华为不希望“（错过）小灵通的遗憾在TD-SCDMA上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