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2年因为日元升值，创维抓住这个机会终于如愿以偿进入日本市场；1997年创维亲历在印尼和菲律宾发生的金融危机，黄宏生称创维在这两个国家 “血本无归”，“汇率不稳定，对国家的打击很大”。
但是现在陷于升值漩涡中心的是人民币。
在采访中，创维集团总裁黄宏生说，“汇率是我们的一条血脉线，我天天在关注”。创维的30%收入来自海外。与很多受访者不同，黄给了我们很多确切的、毫不含糊的判断。对于人民币升值可能带给制造业、彩电业及创维本身的影响，黄宏生显然感觉到忧患深重。
“3%的利润率如何调节
10%的升值压力”
《中国企业家》：你怎样看待人民币升值压力？
黄宏生：大多数国外企业，并不希望中国接到那么多的定单。他认为这样你的竞争力就对他构成威胁了。实际上国内产品价格优势建立于多方面，比如人力资源廉价等。这正说明我们目前的经济水平、竞争力还没有到升值那一步。
《中国企业家》：还没有到升值那一步，你认为从哪些方面来衡量呢？
黄宏生：我觉得主要是企业的利润率。美国制造企业平均利润约10%到15%，日本企业在10%左右。在制造业发达的台湾，企业税后利润率在7%到8%。而中国国内呢，国内制造企业2/3亏损、1/3盈利。好一些的利润在5%左右，联想这样的公司，利润还不到3%。加上一些财政贴息，可以说中国企业盈利水平平均不到3%。美、日施加升值压力的根本目的就是打压中国制造业，这种方式是致命的。
这么低的利润率还要升值，中国制造业将依靠什么生存？如果人民币升值10%的话，就等于你出口价格提升了10%，你3%的利润率怎么可能调节10%的升值压力，肯定接下来会出现大面积亏损。
《中国企业家》：目前你的海外收入和国内市场收入比例是多少呢？
黄宏生：海外大概是30%，其他70%是在国内。
《中国企业家》：您能具体讲一下升值对创维的影响吗？
黄宏生：很严重的打击。现在我们在美国市场很难有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其他世界工厂产品跟我们的价格一样低。比如来自墨西哥的彩电、欧洲土耳其的产品很便宜，我们提一美元都不可能。我们今年在美国市场希望能提高三千万美金销售，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了，那么这个计划就流产了。
《中国企业家》：订单会大量流失吗？
黄宏生：本来现在已经不具有价格优势，再升值还卖给谁呢？中国产品技术不具备优势，没有高附加值的东西，只有依靠价格。
“人民币升值我们就会得富贵病”
《中国企业家》：创维进入日本市场正是因为日元升值吧？
黄宏生：我们从去年才开始进入日本市场，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都没有办法进入，但是恰恰是在日元升值幅度较大之后，我们进去了。日元升值为我们打开了市场大门。
《中国企业家》：你觉得同样的情形会发生在中国吗？很多人谈到人民币升值，就提到了日本在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使日本企业竞争力减弱。您觉得呢？
黄宏生：中国的情况比这更严峻，中国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不同。我们看到，中国制造业目前主要集中于低端产品加工环节，只获得世界贸易总额低端加工增值的那一部分。大量关键元器件都采用进口，比如电脑芯片、纺织高端布料，汽车发动机和新型钢材。中国企业其实都是两头在外的买卖。这和日本不同，日本在整个世界贸易的产业链里参与范围很广、比重很大。可以说它的企业对日元升值的调节力远比我们对人民币升值的调节力强。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我们会得富贵病。
《中国企业家》：富贵病怎么讲啊？
黄宏生：这种病你感觉到你的地位提高了，但是升值之后又会有各种新的问题。制造业的竞争力在全球逐步丧失。我们所谓的制造工厂，大多是目前技术含量低的产品，比如日用品多一些。大的高增值的工业、高科技产品很少。升值直接会使中国产生更大的忧患，即就业问题。
《中国企业家》：过去有没有因为对汇率关注不够而丧失利润？
黄宏生：有，因为每年美元相对欧元、日元贬值，我们主要定价是跟美元的，汇率变动导致了价格波动对我们影响很大。从1992年开始当年出口创汇大概是2800万美元左右，现在增长到2个亿左右。目前竞争加剧，所谓世界工厂不止是在中国，还包括土耳其、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等，我们和他们的价格相差不多。如果升值的话我们和他们差距（价格）就彻底没有了。可以说我们涨价是相当困难的，一台彩电我涨一美元几乎都不可能，汇率升值部分只有我们自己吃进去了，这么薄的利润，我们怎么消化得了呢？
《中国企业家》：人民币升值以后，肯定也会使上游原材料的采购变得便宜一些，这样会不会形成一种弥补？因为你50%的采购来自海外，同时30%的销售收入也来自海外。
黄宏生：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情况不会很乐观。因为采购成本在整个成本结构中是较小的一块。比如国际的远洋验收、各种测试文件报告、各种费用非常多，包括运费。我估计汇率提升10%的话，产品价格可能会提升8.9%。这对彩电业是毁灭性打击，彩电业其实很难承受汇率的这种波动。
企业声音不能再被忽视
《中国企业家》：如果一两年后人民币汇率调整的话，你希望是逐步调整汇率，还是一步到位，实行自由兑换？
黄宏生：我相信中国政府根本不具备这种放开的可能。这样我们会发生与印尼或者菲律宾相同的事件。
《中国企业家》：这两个市场的金融混乱对你们的生意有什么影响？
黄宏生：我们在一两年内，生意由一两千万美元减少到零。根本就是血本无归。汇率不稳定，对国家的打击是很大的。
《中国企业家》：你们公司目前有没有把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放到公司层面上，做一些相关准备？比如对今年生意的规划，包括今年一些保值的手段，比如说突然间人民币升值了怎么办？
黄宏生：我们讨论过，但是还没有一些具体对应的策略出来。企业就是这样的，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到来，什么发生了我们去对付什么。发生了变化，我们出一些策略去对应这种变化。还没有发生的话，一般来讲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中国企业家》：在过去你们有没有专门应付汇率问题的部门？
黄宏生：没有。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这个汇率肯定在一两年内是稳定的，暂时还不会构成多大威胁。现在还没有遇到这样严重的事情，所以没有做太多准备。一两年后的事情，谁能说得准呢，什么都会发生嘛。
《中国企业家》：您觉得政府各种决策中产业界的利益有没有被重视起来？
黄宏生：这个问题很多啊，在WTO谈判中被忽视暂且不论，现在包括反倾销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参与到这件事情中去，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能去除成见地谈，而力量薄弱的民间组织就不行。从政治层面讲，企业力量还是很微弱。
希望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工清楚，如果企业是战车的话，政府行为就像是为这战车提供更好的道路，好的交通管制、交通疏导，在国与国贸易规则上做到各方面的平衡，建立一个好的外部环境。我们看到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就是保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我们企业也愿意配合政府提供相关的数据，让政府看到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