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需要告别“江湖企业家”，建立符合全球化潮流和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度与公司治理文化
文/王 巍
12月初，中航油总裁陈久霖操作石油期货损失了5.5亿美金的新闻在业界不胫而传。在外电迅速报道后，中国的媒体也若隐若现地披露了些许内情。但我们的媒体似乎未能把握关于国营企业负面报道的分寸，只是在几个相当俗套的口径内辗转腾挪。上网看了看，坊间的解释无非是：其一，拥兵自重并长期被委以大任的陈久霖总裁居然“既不懂期货，也不懂石油”，典型的用人不当；其二，中国公司初涉国际期货市场交易，经验不足，判断失误而被空方逼仓，或曰国外敌意公司的阴谋；其三，缺乏公司治理导致上级信息不通，监控不力，进一步，集团公司当断不断，贻误补救机会；其四，经理人为挽回损失而铤而走险违规操作，集团公司同样基于善意而默许；最后，中国企业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挫折和失误等等。
基于这些认识，许多记者对陈久霖这个在国内媒体上刚刚被誉为“买来一个石油帝国”的企业家颇为同情，笔触悲壮地描述一个企业英雄如何神奇地崛起、又充满遗憾地突兀坠落。同样基于这样的理解，陈久霖本人在返回新加坡接受审查之前，仍坚信自己的无辜，再三申明他做石油期货是经过上级批准而且也符合章程的，只是运气不佳。他强调如果继续得到头寸补仓的话，在油价戏剧性回落的今天损失将会不大甚至还可能获利。然而，另一家媒体的调查发现，集团公司的补仓支持恰恰导致了中航油的损失扩大，用了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小错误。
或许，事实的真相远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复杂，不过，以笔者观之，业界和媒体讨论中航油失败的立场以及陈久霖和中航油失败背后的经济逻辑更值得我们的关注。
陈久霖作为“江湖企业家”
在未审先判的舆论环境中，对陈久霖个人的所有指责都算得上是师出有名，只是与各界当初的溢美之辞相比又显得颇为滑稽。即便今天落难了，陈久霖毕竟将当年海外中资的一个烂摊子迅速重组为举足轻重的国企巨头，恐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上级用人失误吧。也有人质疑，一个没有副处长经历的人居然担起海外创业的重担，进而要求问责突击提拔陈久霖的上级领导。这不免是偷梁换柱用考核政府官员的标准来要求企业家了。另一方面，陈久霖奇迹般地崛起也不是仅仅靠企业家的创新就可以释然于世的，国企身份和行业垄断的背景使这个千万元级收入的打工皇帝的故事顿时变得索然无味。成功的光环下，我们听到的是一个迎合市场机制不断创新的企业家故事，而失败的阴影下，他立刻成为一个脱离组织制约的无法无天德才平庸的官员。显然，我们老调重弹的同时在采用双重标准。到底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考核陈久霖呢？用企业家规则，抑或是政府官员的规则。无论成败，标准应当是一致的，而不是相机抉择的工具。否则，更深的东西永远被掩盖下去，从而不断在未来被复制。
以笔者观之，陈久霖更像是一个“江湖企业家”，高度迎合市场需求，积极勾兑政府资源。巧妙地利用多种身份获益，刻意地回避所有规则。既无视公司治理规则，也回避政府的组织制约。成则安身立命实现个人抱负，败则振振有辞地推诿于传统体制的束缚。事实上，对于同时具有两种身份而又可能操作规避所有规则的这类“江湖企业家”来说，把玩市场的赌徒行为是成本最低的，也是最合理的经济人行为。
我们可以设想不同的情景：如果陈久霖的期货赌博鸿运高照，做了石油多头，为国家赚了5.5亿美金呢？也许如同当年王雪冰一样为中国银行大赚了几笔而一再荣升到非“双规”则无法收场的地步。或者，假使陈久霖的损失不过是5百万美金（仍大大超过了他的管理权限），也许上级领导用缴学费这样的语言就可以轻轻打发了。再者，如果出事的不是新加坡上市公司，而是国内集团公司，这个家丑就可能是另一种结局了。“江湖企业家”正是无视公司治理规则也规避政府管制的特殊群体。一方面，他们娴熟地把玩着政治技巧，利用政府的身份来高屋建瓴地控制资源和割据市场，挥霍着市场上无法抗衡的霸气；另一方面，他们又鼓噪市场观念，利用企业的体制来设置无数江湖规则以屏蔽政府的干预，表现出体制内难以容忍的匪气。当我们的制度磨合和政策冲突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时，“江湖企业家”将大量涌现甚至主导游戏规则。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陈久霖这类江湖企业家远非孤例。固然，“江湖企业家”群体产生也是对计划经济的颠覆，有进步意义。但他们始终未能超出江湖规则的阶段而步入公司治理的境界则是中国经济的巨大隐患。
中航油作为特权企业
如果不是期货生意的失败，大多数的国人恐怕都不会了解到这样的事实：中国航油集团公司几乎占据了中国内地航油供应的全部市场，同时享有独家进口权。这直接导致我国航油价格一直处于相对较高的位置，比日本高出60%，是新加坡航油价格的2.5倍，有时内地航油价格比国际均价高出一倍有余。中航油集团独家垄断供应航油的体制客观上也造就了陈久霖的雄睨天下的霸气和玩弄体制的匪气。中航油这一类具有垄断特权的企业应当从陈久霖的背后走上前台，接受市场的质疑。与表面上不守规矩的中小企业群体相比，正是这样的垄断企业群体才是威胁市场秩序；颠覆政府规则的主力，才是构成江湖企业家最深厚的土壤。
面对政府，这些特权企业以企业行为和市场机制为盾牌，往往比民营企业还要激烈地抨击政府的干预，抵制上级的行政规则，营造具有特权的生存空间；面对市场，它们又以国家经济利益为长矛，高悬国有资产不得流失的大纛，以巧取豪夺的行政垄断破坏市场规则。
长期以来，这类特权企业非常善于用市场动作来绑架政府决策，用政府行为来掠夺市场利益。在整个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掌握资源要素（土地、金融、审批、税收等）的国有企业显然远比中国经济中其他经济成分获得更高的位势，更大的利益，但同样也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一如当年长虹集团囤积显像管豪赌价格控制市场的行为仍在各个产业各个区域中后继有人，谁给他们如此的底气来肆意行使管理者的信念？历年来金融界动辄剥离数以万亿不良资产的行为正在各地被复制，谁给他们如此的权力空间来豁免庞大的“体制转型学费”？各地大大小小的特权企业每每以公路、能源、汽车之类足以制造地方或部门权势的项目逼宫上级乃至中央政府，谁给他们这样的胆气来博弈政策？一切都以市场经济的名义，一切都以各种各样双重身份的企业冲锋陷阵，特别是高擎着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安定局面和关心弱势群体的大旗，则更是无城不克，无战不胜。
但是，中航油在境外的教训终于给我们一掌之击，我们企业无所不在的特权在国际市场上只能以经济力量体现，同样的博弈手段完全失去博弈能力。那里的市场规则不同，没有人为你协调、为你买单，没有政府出面搞什么行政托管或集体救市，更没有屡摔不破的铁饭碗，只有法律的处理和业界伦理的判定。我们的政府说辞和媒体的谴责恐怕不能将如此制度后果仅仅归结于陈久霖这样的小人物，或者止于因噎废食地警告企业不能进入高风险区域经营，只有反思到中航油这类企业到底应当有什么样的特权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5.5亿美金的学费才是值得的。
12月13日国资委李荣融主任针对中航油事件指出：“归根到底都是治理结构的问题，没有制度的权力就会带来腐败。”一语中的。
特殊企业生态圈与政府的执政能力
中国经济正在处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和观念正面博弈的阶段，这也是今日中国的特殊国情。正值“日已落，月未升”的当口，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行为模式和中国企业的生态圈与过去15年的市场经济转型启动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在全球企业、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三足鼎立的格局下，中国政府的经济管制能力和手段受到相当的限制，最近一年的宏观调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到底是谁在与中央政府博弈？是外资，是民企，还是盘踞在各个领域和区域的大大小小具有政府职能的特权企业？值得我们的深思。
笔者曾另文分析，2004年的所谓宏观调控本质上是基于市场配置的要素需求与服膺于政府意志的要素供给之间矛盾加剧而又难于调和的结果。众所周知，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无数次地在不同场合表达希望控制产业增长节奏和维护经济整体环境平稳的意图。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为落实意图的政策措施竟然常常不动声色地为地方或产业利益集团所化解。当中央政府提出警惕钢铁行业过度扩张时，各地纷纷加快了钢铁行业的上马；当中央政府提出控制能源及有色金属产业的速度时，各地的铝电、能源、煤炭等项目进一步发展；当中央政府呼吁房地产行业的冷静甚至专门发表了法律规定时，这个文件在4个月后就为另一个政府部门事实上予以否定；当中央政府高度关注国退民进实施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时，地方政府加快了将国有企业产权卖给民营和外资的速度，甚至规定时限。
凡此种种，各种特殊政治经济的利益集团假民营企业和外资之手公然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已经严重地威胁了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政治公信力。中央政府的政策范围和效力正在被边缘化。当个别产业或区域的经济发展特殊需求彼此激励地汇集成为庞杂无序的合力甚至达到足以挟裹中央政府的政策指向的程度时，整体经济的走向和管理节律显然已经超出了中央政府的容忍范围，甚至事实上造成了“弱势政府”。此时，尽管会形成经济损害，但保证政治稳定的宏观调控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在特定的情形下，政治家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巩固执政能力。执政能力的经济基础首先是国有企业群体。国有企业群体的经济效益、竞争能力、产业影响力和与市场接轨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巩固和壮大执政能力的真正基础。如果听任陈久霖这样的江湖企业家上下其手勾兑资源，如果放任中航油这样的特权企业颐指气使割据市场，中国市场经济的生态圈将无以形成，中国政府政策的效力和管制能力也将被架空。大型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关系到国家经济体系和政府的执政能力问题，远远比中小企业的所谓家族管理、恶性竞争和偷税漏税等问题更值得我们的政府操心。而且，建立一个可以信赖并维持发展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像三大电信企业突然换将这样利落的军事化操作可以完成的，也不是造就一大批企业英雄就可以实现的。
我们需要一个符合全球化潮流和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度与公司治理文化，不需要江湖企业家，也不需要一批特权企业。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要依赖于良好的企业生态圈，科学发展观和执政能力的体现也要建立在这个企业生态圈上。这个生态圈不是由政府创造出来的，而是由千千万万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全球企业基于市场机制和公司治理规则而合作竞争中积累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