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洋CEO的中国圈子并没有太多中国元素
文/本刊见习记者 侯燕俐
“Hi，Roger，有什么我可以帮上忙的？”北京易达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Steve Meadows一边歪着脑袋接手机，一边迅速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有了，你想找的这个朋友的电话在上面，但我好久没有联系他了，或许你正好可以帮我检查一下这个号码是否有误。”说到最末，Steve 脸上出现调皮的神情。
通话里出现的Roger是指Roger S. Dutton，C2U2C咨询服务公司兼全球康复LLC公司总裁。这一场景发生在位于华润大厦28层的美洲俱乐部。没错，是在中国。
中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外国人的眼球。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彼得·霍华思（Peter Howarth）在《寻找真实的上海》一文中写道：“我知道三个英文单词的普通话讲法：‘你好’(Hello)、‘谢谢’（Thanks），还有‘啤酒’（Beer）。我甚至把这三个词教给我的三个儿子，并向他们解释说，10年后，任何人若想在全球舞台上有不同凡响的表现，都必须能流利地说这种难讲的语言。因为这条红色巨龙正腾空而起，而且很快将要咆哮，或是做任何红色巨龙会做的事。”
彼得的表达似乎有些夸张，要外国人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并非易事，但“到中国去，到中国去”已成为部分国际人士的共识。事实上，在本土企业家渴望早日走向世界、实现国际化的同时，也早有一批怀揣着淘金梦想的普通外国人先觉到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潜力，追随改革开放的信号来到这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真正融入了中国的圈子么？
像赵传一首歌里唱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同样，在中国呆了十年之久的洋CEO们是否也找到了自己的圈子？或者，他们拥有怎样的感受和体会呢？近日，《中国企业家》约访到几位在京的洋CEO，他们的故事或可有助于对照人们固有的想象。
中国圈子：国际制造
“刚到中国，我感到很震惊，跟美国完全不同，人们说着我听不懂的话，一切都很新鲜。但不久我发现这里的人们也要工作，也要休闲，中国也很简单。但现在我认为有时仍然不懂中国，很多情况是通过我信任的中国同伴获得的。”Steve回顾了他来中国经历的几个心理阶段，这倒比较符合某些海外生活顾问关于心理蜜月期、磨合期和平台发展期的描述。
在异国他乡，相似的文化背景、共同的心理诉求容易形成相对稳定的朋友圈子。“的确，我们的圈子更多是西方人，就是你们所说的老外。”中陆公司董事长Thomas J. Stilmock坦率承认。Thomas来自美国中部的Nabraska，他的美国老乡Steve 则来自洛杉矶。
“我的圈子里有德国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非常国际化。” 德国捷高机械工程（香港）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董事总经理Wilfried Wahl这样概括。“包括我的家庭，也是如此。我是德国人，太太是美国人，我们在台湾相识结婚。现在儿子在北京的德语学校读书。”
“语言上的限制阻碍了交流的深入。你可以和中国人谈社会问题，可是内心的很个人的东西无法交流。但毫无疑问，我最好的中国朋友英语很流利。”Steve这样解释自己朋友圈子中国人相对少的原因。Roger 不仅有一部分中国朋友，还娶了一位中国太太。据介绍，他们在一次商业聚会上相识，妻子也是一家企业的老总。
京城俱乐部一个普通周末的上午。主厨William Gibb斜倚在吧台上，用英语大声讲解手中的菜单。底下坐着开头提到的Steve和Roger，还有德国沙士基达公司北京代表处总经理Peter Meyer和Erika Meyer、德国捷高机械工程（香港）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董事总经理Wilfried Wahl和 Susan Wahl两对夫妇，他们都是该俱乐部的会员。Roger不时戴上眼镜认真做笔记；艾斯普罗集团地区经理Kevin McCartan则一边听，一边文雅地喝咖啡。“好了，伙计们，开始行动吧！”William一声令下，众人兴冲冲换上大厨的衣服，戴好厨师帽，进了“闲人免进”的操作间。这次下厨活动有个催人奋进的主题：全新的挑战。
“要知道，这个俱乐部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圈子，很重要。”新西兰人Roger十分肯定地说。“前几年因为工作忙暂停俱乐部的消费，这些年又拾起来了，因为这里让我很舒服，而且能跟朋友在一起。”自称工作狂的Steve也认为俱乐部是他生活的重要部分。看得出，CEO们经常在这里碰面，关系融洽，很少拘谨。他们还会有礼貌地主动打招呼，俱乐部的厨师说“这些老外很随和”。中午休息吃甜点时，有人发现Kevin长得有那么一点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麦哲伦中国区总裁Chris Lovering立马拍着Kevin的肩，一本正经地问：“How is Monica?”（莫尼卡·莱温斯基现在怎么样？）这个有点过火的玩笑引来满堂捧腹。
酒吧、Party是俱乐部之外，洋CEO们形成和维护社交圈的主要方式。“基本上，我们的圈子聚会的时间是每周一次。交流北京的哪个酒吧、餐馆比较好，互相推荐。”Wilfried看重朋友间分享的意义。通常Roger和太太一起决定参加家庭Party的人，一部分是两人工作的同事或是客户，一部分是高尔夫球友，一部分是太太的校友——来自中欧商学院的MBA们。大约每次会有60人，一起烧烤做饭。Roger经常和朋友们在一起讨论商业，交换各自看法，或者交流烹饪。每周五的晚上，Roger会和老友喝啤酒，就一周发生的大事进行议论或者只是闲聊放松。
在跟朋友的交流中，Roger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将自己视为国际人。中国人往往强调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和丰富的物产。但如果你去欧洲，问一个人是意大利人还是欧洲人，他可能会告诉你他妻子是德国人，儿子在英国读书，他在东欧工作。Roger的观察颇有些道理。
流动的商机？
没有人会刻意回避“圈子经济”，洋CEO也不例外。在社交圈之外，洋CEO们也有自己的生意圈，有时这两者是部分重叠的。
Steve介绍说他是今年夏天才学习高尔夫的，因为里面有各种网络，自然也会有商机。但他同时又强调不会有意地去寻找它，而是等待它来找到自己。听上去有点玄妙，他用了potential（潜在性）这个词语。Steve举例说，如果有人过来说，“嗨，让我们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吧。顺便问一下，可以谈一下我的新产品吗？”他会选择远远逃开。因此，他也不会用这样生硬的让别人感到尴尬的方式去寻找所谓商机。当然，对于相对熟络的朋友，Steve会比较直接：“嗨，也许你能帮我。”这种风格很美国。
德国人Wilfried认为通过高尔夫球友这个圈子，可以相互交换商业上的看法。但当他挥杆的时候，所有的压力都会放置脑后。
圈子里的“关系”来不得半点勉强。Roger深有体会，他特别讲到了朋友跟商业的关系，当这两个圈子重合时，需要谨慎处理。在做生意的问题上，跟朋友合作更要注意，因为如果出了问题，不仅损失了时间、金钱，还有可能破坏原本美好的关系。在进行商业合作的过程中，对方会把你放置在一个陌生人的位置上去考察，不会因为朋友的关系而疏忽，甚至有可能会更严格。“我也跟几个好朋友一同做生意，但我们对对方相当相当了解。”
在自主创业之前，Roger曾是一家德国公司在京办事处的CEO。他回忆那个时候要跟不少中国的政府官员打交道。Roger经常在宴会上被授意喝白酒，一方面感到尴尬，另一方面对身体有害。他形容说“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
“我一般不跟中国的官员打交道，但如果可能，你能帮我安排见总理的时间么？”Thomas如此打趣说。Steve则干脆将熟悉中国政策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中国秘书。
长期浸润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洋CEO们对中国同行的特点有些印象。Roger认为中国的商人更加灵活，而西方的商业则强调系统化。比如同样抵达一个商业目标，西方的模式是要在每一步都清楚显现过程，而通常中国人不这样做，比较混沌。Roger又称混沌是客观的表达，就像好多大小不一的球在一个盒子里，如果你使劲摇晃，经过一段时间，仍然可以分层。西方商业太重系统，就会忽略人的个性，将系统置于具体的人之前，尽管他们也标榜人性化的管理。系统有系统的好处，混沌有混沌的弱点。如果你最终成功了，没有问题。但如果你的过程出了问题，就没办法一步步找回。Roger最后的结论是需将两者平衡。
Steve则发现西方企业家直接透明的谈判方式有时不适用于中国企业家。“他们看上去只想为我所提供的设备付钱，但不愿意对我们提供的服务付钱。”作为易达在线服务公司的总裁，他一度很头疼。后来，他也变通了做法，将硬件主要卖给中国的公司，将服务支持卖给国外公司，各取所需。有时就要按中国的方式来经营商业。Steve一边做生意，一边学习入乡随俗的本领。美国老乡Thomas的粗略认识则是感到以前中国人一般是为某个公司工作，但现在更多的人选择自主创业。
在台湾曾经呆过的Wilfried 注意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企业家也有所不同。后者呈现的“杂糅”性更强，也就是台湾的企业家很西化，在企业管理的理念和方式上容易跟西方接轨，但同时他们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Wilfried还注意到中国商人的聚会跟西方不同，通常是一帮大老爷们在一起拼酒，他们的妻子到哪里去了？Wilfried很不解，至少在他看来，家庭对一个商人跟事业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中国同事
尽管少有中国人为洋CEO的朋友圈子所接纳，但在他们的事业圈里，他们都乐意谈到自己的中国同事，并且印象深刻，这可能是作为商人的他们体会中国的最重要和频繁的渠道。Roger说，没有什么比看到我的同事提出独立的见解，自信地用事实维护自己的结论更欣喜的事情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他自称经历过二十多次这样的震撼。
1997年创办中陆公司的Thomas认为中国同事能干勤奋，态度友好。他认真地说，我的合作伙伴、助理和同事是在这里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人。Thomas经常主动邀请自己的同事去远足。“我们去的地方通常是蓝天碧水，高山小溪，非常优美。”Thomas放慢了语速，似有陶醉。
Wilfried则认为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给他以深刻印象。现在中国年轻人所展现出来的活力和精力让人吃惊，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号，Wilfried说，他们的工作热情和状态让人回想起50年前的日本和20年前的台湾。
从自己的年轻同事身上，这几位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的洋CEO都感受到中国蓬勃发展的活力。对比之下，Wilfried笑言几个朋友包括Roger大部分都已经脱离了自己的工程专业，一方面现在的科学研究领域发展很快，他们的知识已经陈旧老化，另一方面，由于更多跟商业、管理打交道，原来的专业知识储备派不上大用场。
年轻一代和老一辈的智力差不许多，儿子未必比爸爸更聪明。信奉基因理论的Roger如是说。但无疑年轻人比前辈有更广博的资讯和国际化的背景，今天正在成长中的企业家会成为明天的领袖。
谈到“面子”问题，洋CEO们只模糊知道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心理有关。Roger给出了自己关于面子的定义，他认为面子理解成为尊重更准确。如果因为争执和辩论而觉得没面子，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讨论不是向着更积极，更有建设性，让世界更美好的方向的话，没有人是赢家。“谢谢你，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也许以后我们会达成共识，且让我们保持联系。”这是Roger认为比较合情合理的回答。Wilfried则更简单：在商业社会中，利益主导一切，面子是不实用的。
核心圈子——家庭
家庭是一个人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最核心的圈子。强调个性、独立和自由的洋CEO们大多并没有因为商业而过分疏离家庭。
Roger说自己从工作了12年之久的德国公司退出的时候，情不自禁哭了。他选择自主创业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考虑有更多时间陪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四岁半的女儿会讲流利的汉语和英语，“也许她应该再学一门外语，德语或者日语，哦，或者，她应该自己去决定。”Roger若有所思。
独自一人时，Roger会静静读书，或者去游泳，并不指望通过它保持体形，只因那时没有任何需要照顾的熟脸，内心平静。
Wlifried希望儿子学会质疑，不要什么都想当然。作为父亲，他不愿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儿子，因为孩子有权利决定自己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和美国太太互相影响，但他觉得可能自己影响妻子更多一些。作为德国人，Wilfried自认为是比较坚持的那种。
业余时间，Wilfried喜欢购买四五十年前的旧车零件自己组装。谈到汽车，他说自己每天开车上班都比较痛苦，因为北京的交通拥堵得厉害。“我会在这里呆到2008年或者2009年，无疑，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吸引我停留到那个时间。下一站去哪里，还没有想好。走着看吧。我会跟我的家人商量。”
Steve自从离异之后，更多时间呆在中国。因为“没有妻子可回去看了”。他在美国的大儿子已经毕业，小儿子则刚上大学。Steve的父亲经常过来，最初是旅游观光，之后帮他打理公司。父亲经验丰富，有时会为他提出很好的建议。有时看上去比较严肃的Steve用“重实效”来描述自己。他一度由于工作压力，睡眠不是很好，常通过滑雪、慢跑等运动调整。Steve目前把工作放在生活的第一位，希望有一天自己真正找到平衡。“如果把成功和失败的数量统计起来，如果成功的数量多过失败一个，那也是成功。”Steve量化了成功的标准。
还是单身汉的40岁的Thomas则没有过多提及感情和家庭，只说有次打棒球受伤被送到积水潭医院时，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的悉心照顾让他很难忘。他一个人的时候喜欢远足、美食、烹饪和读书。Thomas最大的爱好是潜水，他强调是戴氧气瓶的那种，不是海底隧道观光。看到鱼游来游去，他会变得非常放松。下个周，他要去菲律宾度假，据说那里是潜水的好去处。
洋CEO们的中国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圈子自成一体，又重重叠叠，像所有可能的圈子一样。他们当中有会享受的，也有仍在学着平衡术的。他们在中国经营着自己的企业，但他们又无不以国际化的生活方式要求自己。中国不一定是他们的第一站，也未必是最后一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