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黄育川以观察者更以建设者的身份参与了中国的七年变迁
文/本刊记者 葛 清
他是一位59岁的美籍华人，个头不高，体形微胖，英语中夹杂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
他祖籍湖南长沙，5岁时被在美国某大学进修的父母接走，随后随家人定居美国。
他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又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成年后，他娶了中国姑娘为妻。妻子也来自湖南长沙，说一口流利的长沙方言。他们育有一女，女儿也熟悉中国。
他就是刚从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职位上离职的黄育川。自1976年，31岁的他开始以研究南亚地区的经济学家身份加入世界银行之后，他便再也没有离开过世行的大舞台。
世行致力于在全世界减少贫困，以低息、无息和赠款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同时向成员国提供经济研究、政策咨询和设计实施发展项目的技术援助。世行的资金来源于资本市场筹资、贷款的利息和收费、流动资产投资收入以及成员国的认缴股金。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是世行最大的5个股东国。
28年的世行经历中，1997年无疑是黄育川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一年他结束了在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的业务局局长职务（这是世界银行最大的业务局），决定前往中国—担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他干的事情当中终于有一桩与中国直接相关。
在离开俄罗斯前往中国之时，他觉得如释重负，“在中国工作肯定会比在俄罗斯更容易一些，原因是俄罗斯政治环境不是很稳定，社会动荡不安。”
然而7年后，他即将悄然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却颇为感慨地说：“实际上在中国的工作反而比俄罗斯更加艰难。中国政府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很高，他们要求得到更高质量的服务。”
比世行更强有力的是中国政府
2004年国际金融服务论坛6月30日在北京召开，黄育川接受了组委会的邀请，准备就“中国金融行业改革”作一个简短的演讲。那可能成为黄在中国任期内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但是他的日程安排却临时起了变化—同日，国家发改委另一个重要的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黄当即取消了国际金融服务论坛的重大盛事，而直奔发改委。
“与我们合作紧密的机构中，最主要的就是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一直是世行最为积极，而且也是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个合作伙伴，世界银行主要对中国政府贷款或者由中国政府担保对开发性项目实施贷款，因此主要与发改委和财政部打交道。这两个部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黄不得有半点马虎。
在黄育川的中国社交圈子中，一半朋友来自中国政府。他在中国呆了7年，负责管理世界银行在这个最大借款国的贷款业务。
过去20年，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贷款近350亿美元，支持项目220多个。项目在中国的成功率也是非常高的，达到90%以上。“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相比，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部门在项目的设计和在项目实施过程当中都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他们也是世行在中国开展项目最有力的支持者。这就是世行在中国的项目都非常成功的原因。”
那么，剩下不到10%是因为什么不能成功呢？面对记者这样的疑问，黄哈哈大笑。
他指着窗外：“你看，北京的交通状况多差、多拥堵。最近你到过上海没有？如果去过上海，那么你应该同意我的看法：上海的交通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比北京好多了。”据黄介绍，上海交通状况的改善得益于世行交通项目的帮助。同样，世行一直希望解决北京日益严重的交通问题，但是北京的交通项目最终却流产了，“我们争取了很多年，一直试图说服北京。”但是没能与各级政府部门达成一致意见，世行得不到做这个项目的机会。
黄育川对此遗憾万分。世行驻中国代表处刚刚从北京东二环商务区的富华大厦搬到朝阳区CBD中心地带的国贸大厦办公，他连声抱怨道：“(国贸的)交通状况实在糟糕，比富华大厦更糟。”
“过去7年当中北京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环境的改善，但是就是交通状况越来越糟糕。”黄始终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更加开放式的做法，而且需要各个部门之间良好的协调和合作。北京的难度在于它的政治因素更多一些，各个部门由不同的领导管辖，所以很难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
黄育川认为，中国政府在“决定要做什么和决定如何做”方面是强有力的。世行的观点在其他很多受援国可以占主导地位，但是却不能主导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对于它要做什么有非常清楚的想法，并且对于世行提供的服务能提出很高的要求。”中国政府通过与世行的合作，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达到更高的效率；但是并不会按照世行的想法去做，不会做世行告诉他们做的事。
黄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独特性就在于此。中国政府是一个十分睿智的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所做的一切都是十全十美的。
6月份，黄育川的继任者，来自美国的新一届世行中国局局长杜大伟已经抵达北京。黄育川给他的继任者提出的建议是：“不要匆匆对中国作出判断，首先必须了解你要打交道的对象，了解它在制度、文化和思维上与众不同的方面。”
“这确实很难，因为有时中国不是一个容易理解的国家，它十分复杂。”黄育川说。
踏遍神州
7年前，黄育川刚到中国，中国对于世界银行的资金需求量比较大，那时世行每年向中国贷款30亿美元，平均分配到以下4个方向上：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交通；城建，以及社会发展和自然发展项目。但是现在中国对世界银行的资金需求量减少了，从2003年开始，每年贷款的规模大概是15亿美元。中国不再能够得到世行的优惠贷款，所以世行在中国做的社会发展项目减少，更多的贷款用于交通、城建和环保项目。
7年前，世行做项目往往集中在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个部门；现在，世行逐渐把目光放在一个地区，也就是说解决某一个地方需要重点解决的一些问题。之所以在战略上发生这样的变化，原因是过去3年中国减贫的速度有减缓的趋势。世行行长沃尔芬森认为，在扶贫方面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去解决那些最贫困的人口的问题，他们经常是分散在全国最贫困的地方，因此世行的官员们需要不断往前推进，针对更少的人群提供帮助，并具有更强得多的目的性，所需成本也就越来越高。
在黄育川引导下，世行对中国不同的区域投以不同的关注重点。比如在沿海地区主要实施一些城市化的项目；在西部地区主要关注农村发展；东部地区，主要是帮助中国建立交通网络体系，打通中国南北和东西通道，因而有铁路、航运、国家公路等项目。
一年前他去了广州，参观了5年前他启动的一些农业项目。当地的政府官员告诉他，刚开始做世行的项目时，对世行项目在管理方面的做法很不理解，例如，项目的规划、财务监督、项目的进展报告等似乎给他们增加了很多的负担，而且运用起来也很复杂。5年以后，项目实施结束，他们却意外地发现这些做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收益，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一方面世行整套体系使得项目成本比他们过去所做的类似项目成本降低了30%-40%；另一方面世行项目的做法有效避免了浪费和腐败现象，所以当地政府现在也开始采取世行项目上的经验来指导自己投资的项目。
“世行的每一个项目都是值得纪念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黄育川称他记得世行在中国所做的每一个项目。
2003年，黄育川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的省份，“这是很苦的一个工作。”除了西藏以外，世行在其他任何一个省都有项目，但是他还是去了西藏，仅仅因为“喜欢”。他也去了他的出生地湖南长沙，他的亲戚们都已经离开长沙去了香港、台湾等地，但是他依旧怀念故乡的臭豆腐和辣椒。
一年中，只有海南和吉林他没有去。“海南其实是很漂亮，但是项目实在不多。”他笑了。
黄育川职业生涯的下一站是新加坡，“还有一两年我就要退休了。”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有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他说他每年会回中国两三次，“如果北京的交通状况改善了的话，就到北京来。”他又笑了。
对话
“企业家精神”是中国的历史传统
《中国企业家》：世行一直致力于推动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私营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民营企业家的成长，你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何评价？您曾经在南亚和俄罗斯任职，您认为中国的企业家与他们有什么差别？
黄育川：中国的企业家是具有创新精神的，这种企业家精神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如果不是几千年历史形成的，至少也是几代人形成的。即便是在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下，15年到20年前，中国企业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注重国外市场的发展趋势，例如价格的变化趋势、产品货物供求趋势等。有人认为那个时候企业家精神好像受到了遏制，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严重，只是到了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家精神才得到了彻底释放。
我把中国的企业家和东欧国家的企业家进行调查和比较以后发现，东欧包括俄罗斯这些国家的企业家精神在很长时间都受到压制，俄罗斯从来没有试图将自己的生产线在国际上获得竞争。而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中国出口的产品在国际上往往已经被认为具有创新性质，而俄罗斯出口的产品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而不是加工产品。
《中国企业家》：你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支持企业家精神方面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善？
黄育川：国际经验证明，创新的意识往往来自新成立的中小企业，所以中小企业需要得到扶持。目前中国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获取银行信贷，而银行目前的贷款大部分是提供给大型企业或者是地方政府的。
中小企业失败的机率很大，美国80%新成立的小企业一两年之内就倒闭了。为它们提供贷款资金的风险是很大的；然而一旦获得成功，它所带来的效益回报也是非常高。所以银行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支持的时候应该有更多的灵活性，即利率上的灵活性。
另外还需要找到合适的融资途径，例如使新成立的小企业能够在股票市场上市融资。目前大型企业得到了各种优惠政策，包括土地使用、资金获取，还有允许他们运营等，而在这些方面，小企业却被忽视或者被阻止。所以政府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包括营业执照方面的规定、一些小商品的运输规则、经营许可证的颁发，一些检查方面的规定等等，都应该对小企业更有利。中小企业应该得到更公平的待遇。
我感觉中国并不缺乏企业家精神，周围有很多的企业家，有很多人开始创业，创业以后失败，但是这都是很正常的，也都是可以接受的。问题就是要把他们失败的成本降到最低，这样他们还可以重新再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