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对银行卡手续费率的管制或者提高制定手续费率的透明度,才是解开银商之争的死扣所在
最近,有两起源于商家的“对抗”事件招致媒体热炒:一个是似乎已经尘埃落定的“国美封杀格力事件”,另一个迄今尚未“定案”的“深圳商家拒刷(卡)事件”。巧合的是,这两起事件中,零售商都是其中一个主角;而不同的是,在前起事件中,零售商国美处在强势地位,令制造业大佬格力也不得不另寻出路;而在后一起事件中,面对银行的垄断经营,深圳的众商家似乎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弱势群体”的角色。
如果将这两个事件放在正处于转轨的中国市场经济背景下,又会发现,这两个貌似同质的事件其实还有更大的不同。
“封格”事件自3月份爆发以来,除了两个对抗主体—国美和格力互相攻击之外—顶多有一些外围制造商的“暗表同情”,自始至终没有看到政府的活动;而“拒刷”事件,从5月份肇始以来,迅速蔓延,引得八方登场,各表高见。最新的消息称,央行已经介入调查此事,并最终给零售商们的说法,而且,在媒体的报道中发改委、银监会、商务部似乎也跃跃欲试,以平息众怒。从这个角度观察,这两起事件的性质就很明白了:前者是一个纯粹的商业事件,而后者则是一个“变了味”的商业事件。
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出发,我们当然欢迎前者的解决方式。问题在于,现有情况下,银商之争需不需要政府“裁判”?政府又该如何裁判?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先得分析银行与商家之间的博弈关系—当然这个事件的复杂性还在于牵扯到了消费者,实际上是三家博弈。市场经济是一个赋予各方参与主体“选择权”的经济体制。那么在“拒刷事件”中,银行、商家、消费者是否有足够的选择权呢?
从商家角度看,因为不堪手续费重负,而选择了“拒刷”或制订“刷卡价”,这固然会面临一时营业额的流失,但其“选择权”得到了充分实现;有人认为,这样做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但事实上,消费者依然有足够的“选择权”—他可以提现去购物,或者选择不“据刷”的商家,如果嫌这样做麻烦的话,干脆就接受“刷卡价”。而最没有“选择权”的恰恰是被斥为“垄断经营”的银行及银联。在“拒刷”的前提下,银行与银联只能吞下银行卡业务流失的苦果。当然,商家“拒刷”情有可愿:“当初我是配合你银行推广银行卡业务,现在零售业遇到了困难,为什么你银行不能拉我一把呢?”但是对于银行这个政府高度管制的行业,根本问题一定不在银行本身:(发卡行费率+银联费率)的手续费率(固定部分)是政府定的,你让他有多大调整空间呢?但这0.8%的固定费率是依据什么定出来的?到底是不是在合理范围内?恐怕连制订者本身也说不清楚。
放松甚至取消对银行卡手续费率的管制或者提高制定手续费率的透明度,或许才是解开银商之争的死扣所在。倘如此,才会真正有利于银行卡产业发展、最终实现银行业和零售业双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