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专访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
中国在全球化中的首要目的是，寻找贸易成本最低的道路
采访/本刊特约记者 周 程
在不存在有足够权力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单极”世界秩序在过去数百年中已发生过几次变化，总的趋势是朝日益文明的方向发展。今天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优于冷战期间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多极秩序，也优于英国帝国的单极秩序，更优于西班牙帝国时代的世界。
“单极”秩序并不可怕
周程：对于今天呈现的以美国主导的单极趋势，人们众说纷纭，赞成的与反对的都不少，对此你如何看待呢？
陈志武：确实，今天我们面对的趋势是以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的形成。特别是“9.11”之后，布什政府的霸权态势，加上伊拉克战争，这些都使我们非常担心由此带来的世界是否会更不稳定。我也反对美国的霸权，这里我不是要为这种新政策辩护，但根据美国过去的历史，我还是有信心相信美国的纠错机制最终会扭转这种霸权政策。
其实，我们也可回顾一下过去几百年大国特征的变迁，这可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美国主导的单极。
在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之后，接下来西班牙占领了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几乎所有今天拉美国家的所在地，这些新殖民地构成了后来人们所称的“西班牙帝国”。
十六、十七世纪是西班牙帝国的世界，但西班牙帝国执行的是赤裸裸的掠夺性的殖民地主义，它对发展殖民地社会毫无兴趣，更感兴趣的是掠夺殖民地国家的自然资源，从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运走大量金银矿藏与农作物，等到把这些殖民地资源消耗完之后，西班牙帝国时代到十七世纪末也跟着结束了。
等到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帝国时，英国仍然以武力维持其单极世界秩序，靠殖民地巩固其势力范围。但，与西班牙不同的是，英国国际扩张的目的是为其新工业制造品在海外扩大市场，而不是赤裸裸从殖民地掠夺。因此，相对西班牙帝国，英国更侧重殖民地自身市场和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英国前殖民地国家普遍比西班牙前殖民地国家要富有。但，毕竟英帝国靠的是武力，在政治上和经济耗费上难以持续长久。
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美国，它首先在世界上推行的是废除殖民地政策，同时致力于建立以法律为规范的国际秩序。比如，在国际贸易上不再以武力解决利益冲突，而是由律师协商解决利益纠纷。比如说，当年的英国跨国公司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军队，而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则是以律师当道。虽然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使人感觉当年英国帝国的武力行为似乎大有再现的势头，但至少在整个二十世纪，美国的势力与其说是来自其武器的“硬实力”，倒不如说是来自其以“民主与自由”为核心价值观所带来的“软实力”。如果说美国“帝国”今天已经存在的话，那么以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主要是建立在那些无形的制度与社会价值观上。
在不存在有足够权力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单极”世界秩序在过去数百年中已发生过几次变化，总的趋势是朝日益文明的方向发展。或许，下一次该轮到中国主导，但中国首先必须找到一个能让世界普遍接收的“治世”理念。在到达那一天之前，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优于冷战期间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多极秩序，也优于英国帝国的单极秩序，更优于西班牙帝国时代的世界。
当今中国面临着选择，我认为应该选择单极国际秩序。我讲的单极不一定只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也可以是以某种“世界政府”为中心的单极。但在真正的“世界政府”到来前，我们不妨更现实地接收以美国主导的秩序。这种选择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可怕，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这么多国家在过去六十年里不都是这样选择的吗？他们的日子不是过得好好的？只有单极才能给中国带来最大的出口市场。
中国参与全球化，法治须先行
周程：当前中国很多政府官员和企业把全球化单纯的理解为招商引资和海外投资，您认为他们应该有哪些新的理念来指导中国未来的全球化发展？
陈志武：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法治的思维和意识。现在无论是企业还是某些政府部门对于法律的执行以及合同的遵守都不太习惯，这也许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我们很少将未来可能出现的不良情况思考清楚并做好准备。
中国在和外国签各种协议的时候往往不会有律师参与，这很不好。比如，中国与美国签署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简直是不可思议。这让我感觉到中国参与谈判的成员缺少合同或契约经验。美国提出的条款囊括了未来20年或更久以后可能出现的贸易问题以及解决方案，这体现了他们受过良好的律师职业训练。中国提出的条款非常的笼统，比如，“美国应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这话作为合同协议条款究竟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做‘更多’？什么叫‘应该’？什么叫‘管理人才’？究竟什么算培训？如何判断这些条款是否被执行？这些问题都应该值得思考。这类条款都是愿望性的，没法从法律的角度加以确认，让双方将来难以执行。将来一旦出问题可能就不能认账了。这反映我们在商务谈判上的经验和方式是非常有限的，也必须改变。
但，这可能很困难，因为这似乎与我们的文化相悖，我们喜欢等遇到问题时再想解决办法，但这样的思维运用到国际贸易中是很有害的，一旦发生了问题常常权责不清、相互推诿。因此我们要有意识地培养大量通晓各种法律的谈判人才，这样至少在未来的商务谈判和外交谈判中双方的职业身份与法律素质是对等的，否则企业界怎么可能寄希望于不懂法律的技术官员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呢？在这方面要和国际接轨。如果能提高自身的法律与合同素质，这既保护我们自己又能为双方提供最大的合作空间和信任空间。
周程：我在查阅中国与各方签订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时也发现了这样的问题。这很可能为中国未来的贸易发展埋下了祸根。
有人认为，当时的谈判结果也许更多的从政治角度考虑，所以很多业内人士都认为中美的“双赢”协议仅仅是我们的政治赢，而美国是经济赢，您对此怎么看？
陈志武：我不太认同这样的提法。现在我们发现协议中有很多对我们不利的条款，于是就认为是美国人欺负我们不懂国际规则。其实我也参与过很多合同的签署并且在美国已生活了18年，我发现美国人是非常讲究诚信与平等的，他们实际上会希望我们能提出有利于我们的条款，并与之讨价还价，并最终得到一个经过双方妥协且都能接受的协议。他们不会希望在协议中出现任何含糊不清的语句，这会给未来带来麻烦、带来不确定性。他们也不会希望签订对于对方过分苛刻的条款，以至于未来迫使对方翻脸违约。
我们在国际上一旦遇到协议执行问题，就常常在国内指责对方当初签约时以强凌弱，但事实并不一定总如此。我们的政府官员与企业应切实意识到法律和合同签署过程的重要性，而不要在事后出现问题时怨天尤人。比如，我们的商务部、外交部应该有大量的法律谈判人员，虽然各部委内都有学法律出身的人，但他们只是在条法司里工作，基本只管起草国内的法规而不参与真正意义上的商务谈判。即使出现国际法律纠纷时，也难见到他们的身影。因此，我们应该强调律师在国际商务、外交谈判中的地位。由于他们受过良好的法律思维训练，可以将未来多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周到，为解决未来纠纷提供很好的帮助。
一定要避免身份不对称、专业知识不对称的谈判，因为对方往往不会介意你提出有利自己的条款，但我们现在是没有那么多人能想象出那些条款，即使能想象出来也不一定会用法律语言表达出来，这种情况很不利。所以，我们不要在事后骂人家逼我们签不平等协议，甚至事后设定规章制度使原来的协议无效，应先从自身找原因。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该更强调律师的作用。这是全球化中最重要的一步，在观念上要意识到这一点。
周程：现在很多人呼吁在强调招商引资和全球化的同时给予民间资本同等国民的地位，否则若干年以后外资可能迁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去，进而造成中国的产业空心化，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做？
陈志武：制度的建设最为关键，尤其是金融制度的再造。应该允许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金融现在是我们的瓶颈，根本原因就是政府管制太多，如果不改变这一点我们的未来发展很困难。
周程：未来中国在全球化中将是怎样一种状态呢？您能否展望一下
陈志武：中国正在享受全球化所赋予的机会，我对中国的前景非常乐观。改革开放短短25年，我们就发展成为世界第6大经济体、第三大进口国、第四大出口国。
面对成绩我们更应珍惜当今的国际秩序，要理解正是在这样的秩序下中国目前的以外贸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才得以进行下去。我们不要因为民族情结而去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去盲目追求“多极世界”，那样做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的社会就业将遭到重创，后果会是灾难性的。
现在重提邓小平所倡导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思路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要清楚口袋中的钱是怎么来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勤奋，更是因为当前国际秩序的作用。中国以前的政府正是由于没有我们现任政府所面对的这样好的机遇才没有发展起来，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仅仅一个“改革开放”就能强盛，如果不深刻理解其中的含义，很可能给今后政策的制定带来误导。今后要寻找贸易成本最低的道路，我们的外交应为经济、为外贸服务。
